“走吧，兒子，發什麼呆呢？”母親的聲音將我從那片冰冷而熾熱的回憶中拉回現實。
她最終還是決定走那條捷徑。她扛起了那個沉重的編織袋，腳步有些蹣跚，但背影卻透著一股韌勁。
我快步跟上，從她肩上接過袋子。這一次，她沒有再拒絕。
陽光依舊灼熱，前方的拆遷區顯得破敗而安靜。現實的困窘與遙遠的記憶奇異地重疊在一起。一個是為了幾十塊錢和半小時路程的糾結，一個是為了自由與尊嚴的縱身一躍。它們同樣沉重，同樣烙印在生命裡。
我扛著袋子，走在母親身邊，那段在韓國的“深淵”之旅，彷彿就藏在這沉甸甸的重量裡，提醒著我，有些東西，再重，也要扛起來，再難，也要走過去。
記憶裡那群人疊羅漢般砸向採訪臺的失重感還沒完全消散，我的雙腳卻已經踏在了這片乾裂、貧瘠的土地上。
我被“安排”到了這個地圖上需要放大好幾次才能找到的小山村支教。通知下來時，我有些懵。我明明是通過了正經考試，拿到了那個許多人豔羨的“編制”的人。電話那頭，負責人語氣溫和卻帶著不容置疑：“年輕人，要沉得住氣。基層鍛鍊是寶貴的經歷，不要急，先在那裡待著，未來機會多的是。”
未來是多久？我不確定。是在這裡紮下根，像村口那棵老槐樹一樣，守著這片土地直到退休？還是僅僅待個兩三年，積累一份所謂的“資歷”，然後想辦法調回車水馬龍、霓虹閃爍的大城市？這兩種可能性像兩條岔路，在我腦海裡模糊地延伸，看不到盡頭。
更讓我心頭蒙上陰影的，是負責人那有意無意、隱晦的“提醒”。他搓著手指，眼神飄忽：“哎呀，小陳啊，咱們這裡條件艱苦，經費也緊張。這個工資待遇嘛……有時候可能不能按時足額髮放，甚至……需要你們有一點奉獻精神，理解一下，算是為教育事業無償貢獻了。” 他頓了頓，又補充道，“當然，也可能還是有一點點的，就是不多。”
義務？免費？無償奉獻？
這幾個詞像冰冷的針，刺在我剛剛因為拿到編制而有些溫熱的心上。憑什麼？我寒窗苦讀，過關斬將，不是為了來這裡當免費勞動力的！那股在三年前韓國時就湧動過的不平之氣，又開始在胸腔裡隱隱發酵。
初到村裡時，我是帶著強烈不滿的。低矮的土坯房，崎嶇泥濘的小路，夜晚只有零星的燈火，空氣中瀰漫著牲畜糞便和泥土混合的氣息。這裡的一切都與我所熟悉的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直到我走進那間唯一充當教室的、窗戶糊著舊報紙的土屋。
只有七個孩子。零零散散地坐在破舊的課桌後，像幾株在石縫裡頑強生長的小草。他們的眼睛，出乎意料地，亮得驚人。那是沒有被網路遊戲、繁重課業和城市浮塵遮蔽過的清澈，像山裡的泉水。小臉因為常年的日曬和風吹，泛著健康的黢黑，帶著高原紅，像秋收後的土地。
我站在那塊斑駁的黑板前，還沒開口，一個扎著兩個歪歪扭扭羊角辮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舉起一個洗得發白的布包：“老師……我娘煮的洋芋（土豆），給你吃。”
那一刻，所有關於城市繁華的留戀，關於工資待遇的憤懣，關於未來不確定的焦慮，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猛地攥住，然後，在那純真無邪的目光裡，一點點軟化、消散。
於心不忍。
好吧，就教他們吧。我在心裡對自己說。這些是真正的，生長在泥土裡的，祖國的花朵。他們或許衣衫襤褸，或許連縣城都沒去過，但他們的眼睛裡，有星辰。
但，免費？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暗暗咬牙。我不是聖人，我需要生存。那股來自記憶深處的執拗升騰起來——怎麼能讓我當免費勞動力呢？那和在韓國被壓榨有什麼本質區別？只不過換了一種更溫情、更難以反抗的形式。
我在心裡盤算著，像精打細算的母親規劃著有限的家用。如果……如果最後真的能發下工資來，哪怕很少。我拿出百分之八十，不，哪怕更多一點，留給這些孩子也好。給他們買些像樣的文具，買幾本課外書，或者只是給他們每天中午加一個雞蛋，補充點營養。
只有個位數的學生，學習環境差得讓人心酸，孩子們的家，我走訪過兩家，幾乎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來上學，翻山越嶺，可能只是為了認識幾個字，將來不至於像父輩一樣，被困在這大山裡，或者出去打工時連工錢都不會算。
我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第一個字：“人”。
一撇一捺，相互支撐。
就像此刻的我，和臺下這七雙渴求的眼睛。也像三年前，我們那十幾個人，手扣著手，縱身一躍的決絕。
歷史似乎總在換著方式重演，壓榨與奉獻，困頓與希望，個人得失與更廣闊的責任，總是糾纏不清。但這一次，我沒有選擇砸下高臺，而是選擇站在了這塊搖搖欲墜的黑板前。
粉筆灰簌簌落下，像一場微小的雪。孩子們跟著我念，聲音參差不齊，卻格外響亮，衝破了土屋的寂靜，傳向外面那片廣袤而沉默的山野。
我知道，另一場更為漫長、也更為瑣碎的“抗爭”與“堅守”，才剛剛開始。而這一次，我的“話筒”，是手中的粉筆，和這顆尚未完全冷卻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