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的同志點頭附和：“我們已經草擬了《涉港司法協助流程規範》，明確了‘中央統籌、特區執行’的原則，下午就能發給英方。”
輪到美國商會的申請時，顧從卿翻到“建議允許外資獨資經營電信業務”一條，眉頭微蹙：“電信涉及國家安全，必須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執行，外資持股比例不得超過50%。讓商務部把相關條款摘出來，附上內地同類企業的審批案例，給商會發過去——告訴他們，一視同仁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散會時已近黃昏，他剛走出會議室，就被香江特區政府外事局的電話攔住。“顧主任，新加坡想在香江設立‘文化交流中心’，但他們的章程裡提到‘享有部分外交豁免權’，這……”
“讓他們修改章程，”顧從卿語氣乾脆，“文化機構不是外交使團，不能享有豁免權。可以參照北京、上海的外國文化中心模式，由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監管，我們會協調文旅部提供支援，但規矩不能破。”
他頓了頓，補充道，“明天讓特區的同事把修改後的章程發過來，我讓法律組再把把關。”
回到辦公室，檯燈下的《香港外事工作手冊》又添了幾頁批註。他想起上週去香港調研時，在維多利亞港看到的景象：掛著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的船隻來來往往，外國郵輪的甲板上，遊客舉著相機拍攝“中國香港”的標識。那一刻，他忽然覺得，所有的繁瑣與爭執，都有了最實在的意義。
深夜，王秘書送來一份緊急檔案：歐盟駐港辦事處提交了“參與香港教育合作專案”的申請，其中涉及教材編寫指導。顧從卿逐字看完，在“教材內容需經特區教育局稽核”旁畫了著重號，又提筆補了一句：“任何合作不得涉及國家主權教育，歷史、地理等學科教材，必須符合國家統一標準。”
窗外的月光透過百葉窗，在檔案上投下細碎的光影。他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想起父親那枚刻著“1949”的懷錶——當年父親參與接管北平的外事事務，面對的是百廢待興的局面；如今自己接手香港的外事銜接，面對的是複雜的國際環境，兩代人雖時代不同，卻做著同一件事：讓國家的主權與尊嚴，在每一個涉外細節裡落地生根。
第二天一早，他在協調會上拍板：“從下週開始，每月召開一次香港外事工作影片例會，特區政府、中聯辦、中央各部委派專人參會，有問題當場議、當場定。”他指著牆上的中國地圖，香港的位置被紅筆圈了出來，“這裡是中國的領土，它的外事工作，必須在國家的框架裡，走得穩、走得正。”
八月的北京，一場關於香港與東盟國家經貿洽談會的籌備會正進行到關鍵處。顧從卿面前的投影幕布上，清晰地列著洽談會的議程草案，其中“爭議條款”一欄被標了醒目的紅框。
“關於‘原產地認證’的表述，東盟方堅持沿用舊稱，”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司的代表指著草案解釋，“他們覺得‘香港製造’的標籤沿用了幾十年，突然改成‘中國香港製造’，怕影響市場認可度。”
顧從卿拿起筆，在“中國香港”四個字下重重畫了道線：“不是突然改，是迴歸後必須改。讓宣傳組準備一份《香港迴歸後名稱規範說明》，附上《基本法》中關於‘中國香港’作為地區名稱的條款，明天就發給東盟各國代表團。告訴他們，‘中國香港’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正式名稱，這不是協商的問題，是原則的問題。”
他頓了頓，語氣稍緩：“當然，我們可以提供便利——讓特區政府的智慧財產權署製作一批‘中國香港製造’的標準標籤樣本，免費提供給參會企業參考。既要堅持原則，也要讓對方感受到合作的誠意。”
散會後，香港特區政府外事局的影片連線恰好接入。螢幕上，局長拿著一份厚厚的檔案：“顧主任，我們收到了三十多個國家的賀電，祝賀香港迴歸滿月，但其中有五份提到‘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時，表述不夠嚴謹，沒有註明‘在中央政府授權下’。”
顧從卿看著檔案掃描件，指尖在“獨立”二字上點了點：“回覆時，在感謝的同時，務必補全表述。可以這樣說：‘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中央政府授權下實行單獨的關稅政策’。讓法律組把這句話的中英雙語版本發給你們，以後涉及類似表述，都按這個標準來。”
掛了影片，他翻開案頭的《香港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指南》，這是團隊熬了三個通宵整理出來的，詳細列明瞭香港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國際組織的流程、許可權和注意事項。他在“世界貿易組織”條目旁批註：“每次參會，需提前向中央政府報備議題，涉及國家主權的表決，必須與中央立場保持一致。”
下午，英國外交部的代表團到訪，為首的是負責亞太事務的次官。寒暄過後，對方遞過一份清單：“顧主任，這是我們整理的英國在港僑民清單，希望未來能與特區政府建立更緊密的僑民保護機制，就像過去那樣。”
顧從卿接過清單，放在桌上卻沒翻開：“僑民保護可以合作，但機制必須改。過去的‘緊密’，有些超出了正常的領事範疇。現在，英國僑民的合法權益，由英國駐港總領館與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對接，重大事項可透過外交途徑與中國外交部溝通。我們歡迎正常的領事合作，但前提是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香港的法律。”
對方臉上的笑容淡了些：“顧主任，這樣會不會太繁瑣？”
“繁瑣，但規範。”顧從卿直視著對方的眼睛，“迴歸後的香港，所有外事活動都有章可循，這對各方都是好事。就像交通規則，大家都遵守，路才能走得順暢。”
送走英國代表團，天色已近黃昏。王秘書進來收拾檔案時，發現顧從卿的茶杯裡，茶葉已經泡得沒了顏色。“主任，該歇歇了，您這兩週加起來才睡了不到四十個小時。”
顧從卿擺擺手，指著桌上的《香港外事工作月報》：“你看，這個月新增的外商投資專案比上月增長了15%，說明國際社會對‘中國香港’的信心在增強。這些數字，比任何休息都讓人踏實。”
他忽然想起迴歸那天，在會展中心後臺，一位香港的老記者握著他的手說：“我們等這一天等了太久，就怕迴歸後沒人管我們。”現在看來，這種擔心是多餘的——中央政府不僅管，而且管得更規範、更穩妥。
夜幕降臨時，顧從卿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望著遠處亮著燈的外交部大樓。那裡還有無數像他一樣的人，在為香港的平穩過渡、為國家的外事工作忙碌著。他知道，香港迴歸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就像一條航船，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港灣，接下來，要在新的航向裡，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他拿起筆，在《香港外事工作月報》的扉頁寫下：“守正創新，行穩致遠。”這八個字，既是對過去一個月工作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期許。窗外的夜色漸濃，但他知道，明天太陽昇起時，香港的外事工作，又會翻開新的一頁，每一頁都寫著“中國”二字，堅定而清晰。
……
處理完香港迴歸後的外事銜接事宜，顧從卿的工作重心很快轉向了其他國際事務。九月初，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APEC）籌備會議在北京召開，作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他牽頭負責中方代表團的議程協調。
“主任，美方提出想在會議期間增設‘數字貿易規則’的閉門討論，只邀請少數經濟體參加，”國際經濟處的同志拿著議程草案彙報，“他們的初步方案裡，有些條款可能限制發展中經濟體的自主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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