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浩峰和勞衫聽得入神，不自覺地湊近了些，仔細觀察花臺上那些細密繁複的浮雕，越看越覺得其中蘊含的功夫深不可測。
“這還不算完。”陳陽的聲音帶著一種揭示奧秘的興奮，“像這種上下造型變化極大、結構極其複雜的器物，不可能像普通瓷器那樣一次高溫燒成。”
“它需要分段燒製——可能主體部分先燒一次，某些突出的裝飾部件另外燒，最後，在烘烤表面彩料的低溫階段，再用特殊的粘合劑將它們完美地組合粘接在一起。”
“每一次入窯，都是一次巨大的風險。越是外形豐富多變、工藝要求高的瓷制器皿，背後支撐的技術鏈條就越繁複、越脆弱。能成功燒造出這麼一件，堪稱奇蹟。”
講完成型的艱難，陳陽將話題引向了更令人驚歎的藝術層面：“其二，我們看它的造型和紋飾所體現的藝術風格。”
陳陽的手指劃過花臺上那些充滿動感的曲線和稜角，“你們看這些多重稜角的外觀設計，看這些對稱又富有張力的浮雕佈局，有沒有覺得，它跟我們平時看慣了的古董瓷器很不一樣？”
秦浩峰皺著眉頭仔細看，遲疑道：“是有點……說不上來，感覺更……更‘花哨’？更‘熱鬧’？”
“對！”陳陽點頭，“這就是典型的歐洲巴洛克藝術風格！”
“巴洛克風格起源於17世紀的歐洲，特點就是強調運動感、空間感，喜歡用曲線、渦卷、豐富的裝飾和強烈的明暗對比，營造出一種華麗、宏大、富有戲劇性的效果。這件花臺，就是把巴洛克建築的裝飾元素，完美地移植到了中國瓷器上。”
他進一步解釋：“雍正皇帝時期，宮中已經有了不少西洋傳來的貢品，比如自鳴鐘、八音盒、玻璃器、琺琅器等等。這些西洋器物本身往往就帶有巴洛克或洛可可風格的裝飾。”
“宮廷裡的西洋傳教士，比如著名的畫家郎世寧、王致誠等人，他們不僅自己作畫，很可能也參與了某些宮廷器物的設計。這件花臺，還有後來圓明園裡那些西洋樓的裝飾，在藝術風格上是一脈相承的。”
“我推測，它的設計稿本，很可能就出自郎世寧這些傳教士之手，經過雍正皇帝親自審閱、修改定稿後，才下發到景德鎮，由唐英督造。”
陳陽指著花臺三足之間那些精緻的開光浮雕寶瓶圖案：“看這裡，典型的西洋構圖，強調立體感和透視感。整個器物通體裝飾的西洋花草藤蔓，枝葉翻轉纏繞，充滿了生機與動感，這在中國傳統的纏枝蓮、牡丹等紋飾中是不多見的。”
“其三，看它的繪畫技法。”陳陽的目光變得極其銳利，彷彿能穿透彩料看到背後的筆觸，“這不是普通的粉彩或五彩，這是‘洋彩’。洋彩最大的特點，就是‘摹仿西洋’繪畫的光影效果。”
“你們仔細看這些花瓣、葉片，”他示意秦浩峰和勞衫湊近，“看到了嗎？顏色有深有淺，有明有暗，工匠用彩料刻意營造出了光線照射下物體產生的立體感和質感。”
“還有這裡，頸部和足部這些細小的圓狀光點，是洋彩特有的裝飾手法，用來模擬寶石或金屬的光澤。”
說道這裡，陳陽再次引用唐英的著作：“唐英在《陶冶圖編次》裡專門有一章講‘圓琢洋採’，他說‘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採。須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和，以白瓷片繪染燒試，必熟諳顏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準為佳。’”
“這說明，畫洋彩的工匠，必須是繪畫高手，而且要經過反覆試燒，完全掌握顏料在高溫下的呈色規律，才能動筆。其調色方法也特殊，有用芸香油的，有用膠水的，有用清水的，分別適用於不同的渲染、拓抹、堆填技法。”
陳陽的講解深入淺出，將一件靜止的瓷器，拆解成了歷史、皇權、中外交流、頂級工藝、苛刻審美、反覆試驗的宏大敘事。秦浩峰和勞衫只覺得眼前這件花臺，彷彿活了過來，不再是冰冷的物件，而是凝聚了無數智慧、心血與時代風雲的結晶。
“那麼，如此費盡心力燒造出來的東西，是做什麼用的？又為何如此罕見？”陳陽丟擲了最關鍵的問題，“我剛才推斷它可能出自圓明園‘慈雲普護’。”
“但更重要的是，根據現存史料，尤其是唐英本人留下的記錄，他確實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所撰的《陶成紀事碑記》中明確提到：‘仿西洋雕鑄像生器皿，五供、盤碟、瓶、盒等項，畫之渲染，亦仿西洋筆意。’”
“五供！”陳陽重重地吐出這兩個字，“什麼是五供？就是佛前供奉的五件套：一個香爐，一對燭臺（花臺），一對花觚（或瓶）。這件，就是其中一對燭臺（花臺）之一！”
唐英撰《陶成紀事碑記》
“唐英記載他燒造過‘仿西洋’的五供，但一直以來，只有文字記錄，從未發現過與之對應的完整實物！目前我們能找到的、風格最接近的雍正朝實物，只有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雍正粉彩鏤空團壽紋蓋盒’，但那不是五供，而且工藝的複雜程度和明確的‘五供’屬性，遠不能與這件相比。”
故宮藏 雍正粉彩鏤空纏枝蓮團壽紋蓋盒
他的目光灼灼，掃過兩個徒弟震驚的臉：“所以，這件‘清雍正御製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龍紋花臺’，極有可能就是唐英所記載的那批‘仿西洋五供’中倖存於世的、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件實物！說它是孤品，絕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