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繼續說道：“這群華夏年輕人，把失敗當作教材。不是遮羞布，也不是責任推脫，而是下一次實驗的起點。”
他說完，看向陳宇凡，神色認真。
“這種科研態度，非常好。怪不得你們的工業進展這麼快。反倒是我們，近幾年很多地方有些停滯不前，或許問題不只在裝置和經費。”
會議室裡安靜下來。
這話很重。
尤其從一位蘇俄資深教授口中說出來，更不是客套。
伊萬諾夫沒有反駁。
他也認同這個判斷。
紅星研究所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陳宇凡這個天才。
如果只是一個天才，那還能解釋為偶然。
真正可怕的是，陳宇凡帶出來了一套高效率的科研作風。
失敗能被記錄。
問題能被拆解。
經驗能被傳遞。
年輕人能快速吸收。
這才是一個團隊能連續突破的原因。
伊萬諾夫轉過頭，看向陳宇凡說道：“陳所長，我想知道，你們如何處理失敗件？這些記錄背後，是否有固定制度？”
陳宇凡早知道他會問這個。
他站在記錄板旁，語氣平穩地介紹起來。
“每一次實驗，不管成功還是失敗，都必須留記錄。記錄內容包括方案編號、參與人員、材料批次、裝置狀態、測試引數、失敗現象和初步判斷。”
他說著，指了指牆邊的幾個編號。
“失敗件不會立刻處理。先貼標籤，編號歸檔，放到對應樣件架。技術員要在失敗分析會上說明自己的判斷，其他組可以提出反駁。”
“如果失敗原因明確，就形成修正方案。修正方案不能憑感覺寫，必須標出要改的變數，下一輪實驗最多隻改一到兩個關鍵變數。”
陳宇凡停頓了一下，又說道：“如果失敗原因不明確，就不能急著重做。先拆資料，拆樣件，拆工藝。直到找出最可能的干擾因素，才能進入下一輪。”
這套流程說起來不復雜。
但真正執行下去，很考驗紀律。
很多研究團隊失敗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一口氣改太多東西。
今天改材料，明天改結構，後天改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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