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戰亂、瘟疫與饑荒交織，社會秩序徹底崩潰，人口急劇凋零。有學者估算，當時全國人口可能僅存東漢鼎盛時期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片良田淪為“無主荒地”，史書以“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勾勒出那幅觸目驚心的末世圖景。
然而，田地雖多，真正能下鋤耕種的人卻少之又少。大量壯丁被軍閥強徵入伍，家庭失去主要勞動力；僥倖活下來的百姓為求自保，往往不得不投靠豪強地主，淪為私屬，喪失獨立耕作的身份。
加之各地軍閥橫徵暴斂，稅賦沉重到“百姓殺子”的地步，自耕農根本無力承受。即便有零星的流民試圖開荒，也缺乏耕牛、農具和基本的安全保障，耕種活動往往剛剛開始便因戰火而中斷。
正是在這種極端困境下，曹操深刻認識到“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於建安元年採納棗祗、韓浩等人的建議，大規模推行屯田制。
其中，軍屯制度構成了屯田體系的核心，而承擔這一任務計程車兵便是所謂的“屯田兵”。
他們是一群特殊的職業軍人，平日裡荷鋤種地，戰時就拿起兵器上陣，原則是“且耕且守”，生活節奏則遵循“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
在編制上，屯田兵以“營”為基本單位，每營六十人，由典農中郎將、屯田都尉等專職官吏負責管理。他們被集中安排在沿邊防或戰略要地的荒蕪土地上，政府提供耕牛、農具和種子，士兵及其家屬則承擔耕作與戍守的雙重職責。
在收益分配上，屯田兵實行分成制：若使用官府的耕牛，收穫物的六成歸官府，四成歸士兵個人；若使用自家耕牛，則官府與個人各得一半。這種分配方式既保證了國家有充足的糧賦，也給了士兵一定的經濟激勵，使其願意長期紮根於土地。
成效很快便顯現出來，僅許昌周邊當年就收穫糧食百萬斛，曹操的軍糧供應從此有了堅實後盾，北方殘破的經濟也逐步復甦。充足的糧草為曹魏政權的征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最終幫助曹操逐一擊敗群雄，統一了北方。
可以說，曹操的屯田兵制度並非尋常意義上的“仁政”，而是一部在亂世中高效運轉的戰時機器。它以國家強制力將稀缺的勞動力、荒蕪的土地和必要的生產資料重新組合，用士兵的集體勞動替代了零散的自耕農生產，從而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了最緊迫的生存問題。
這一制度不僅奠定了曹魏霸業的物質根基，也為後世提供了戰亂時期恢復農業生產的經典範本。
張富作為過來人，太知曉屯田制度在亂世裡的作用了，可以說是幾乎完美共存兵源、勞力、土地、糧食等的終極制度，他當然也照著在國內頒佈下去了。
比如現在的益州，成都內就有五千到八千的軍隊，這是拱衛都城的，也可以理解為禁軍，是由兵部尚書加國舅的吳懿統領，有危險時候會阻止上陣，比如數年前的江州之戰，吳懿就帶著禁軍來到了益州邊界處。
但成都畢竟是都城，地處西南，距離現在的天下中心太過遙遠，西邊幾乎沒有任何敵人了。這支隊伍絕大多數時間都是空閒的，但是也拿著俸祿，那朝廷不可能白養著你們吧？
作為都城的禁軍，也不可能說直接給遣散了吧，那有些太不合適了，而且都城禁軍的統領，多多少少很多都是官二代們，拖家帶口的，若是真給裁了影響比較大。
所以張富在很多年前，就讓吳懿、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益州實行最初的屯田制度，就是讓這些禁軍們開始在益州各個荒地裡邊開墾屯田，成都的禁軍也成為了第一批屯田兵，當年也是收穫頗豐，張魯龍顏大悅，狠狠獎勵了上述這些人。
同時，蜀國開始在全國各地大量設定屯田兵，比如益州南部，這裡本就是屬於人口稀少，荒地比較多的地方，自古稱為南中不毛之地。但是在賈思勰這些年的治理之下，將建寧郡、雲南郡的很多廢土、沼澤土地，給它改養調理成了可耕種的土地。
這些土地也可以播種產糧了，現在就差有人來進行耕種了，那這感情好呀。屯田制直接過去改革，剛好吳班在南中之地駐紮有五千大軍，他們本來也就沒事幹，那就讓他們在這兒陪著賈思勰一起耕種幹活。這可都是白給的糧食啊，不不要白不要呀！
從此之後，屯田制度在蜀國一發不可收拾，全國各地都開始採取這種措施。比如說涼州、雍州、羌州、洛陽這些重鎮，本來就會囤積大量軍隊駐紮、但不一定隨時會有戰事的地方，可讓這些士卒都有活幹了！
所有的駐紮軍隊全部開始變成了一個閒時務農，戰時操練的‘屯田兵’。這才沒幾年過去，蜀國各地的國庫是不斷在豐盈，當國庫裡有糧食之後，張富和張魯也可以特別豪橫啊。
比如說不管哪裡有天災人禍了，張魯就可以大手一揮開倉放糧，過去救民，收穫一波好名聲。張富更瀟灑呀，甚至都可以同時三線同時作戰，十萬大軍後續的糧草儲備可是是一個天文數字呀，蜀國完全沒壓力，這都是得益於前邊那些年蜀國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