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京市每天都在變著新模樣。
1984年，遠在東南沿海的溫州等地，民間經濟的活力更是像被壓抑了許久的春草，一旦鬆了綁，便瘋了似的往上冒，勢頭迅猛得驚人。
一次性打火機，這東西技術門檻不高，市場需求廣。
很快，就被嗅覺靈敏的鄉鎮企業或者有實力的個體戶們盯上。
仿製的產品跟雨後春筍似的冒出來，價格便宜，外觀學著進口貨的樣子做，靠著成本優勢，沒多久佔領了國內低端市場，還試探著往國際市場走，出貨量相當可觀。
可這條看似順風順水的“淘金路”，沒走多久就撞上了牆。
這些幾乎是照搬過來的仿製打火機，剛在國際市場上露了頭，就被小日子公司的專利訴訟給盯上了。
貨物在目的港海關被扣，措辭嚴厲的索賠律師函像雪片一樣，飛向國內的出口商和生產企業，張口就要天價賠償，不然就威脅要追究法律責任，永久禁止進入國際市場。
訊息傳回國內，尤其是在溫州當地，還有與之相關的外貿圈子裡，一下子炸開了鍋，滿是譁然和不解。
不少人氣得不行：“一個破打火機，裡面不就那點簡單結構？誰還不會做了？他們說是他們的就是他們的？這分明是帝國主義的技術霸凌，想趁機把咱們剛起步的民族工業掐死！”
這種又委屈又憤怒的情緒，也飄到了外貿部三局。
最初內部討論的時候，不少人都覺得該把這事兒定性成“非關稅貿易壁壘”，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惡意商業打壓”，主張態度強硬點去交涉，甚至搞反制。
但蘇禾翻了手頭僅有的一些涉外資料後，心裡犯了嘀咕，事情恐怕沒這麼簡單。
背後牽扯到的，可能是一套國內絕大多數人都還摸不著頭腦，可在國際商業舞臺上早已通行的遊戲規則：智慧財產權保護。
她不想跟著人云亦云。
琢磨了好幾天，蘇禾主動敲響了副處長周建業辦公室的門。
“周副處，關於溫州打火機在國際市場被訴專利侵權的案子，我想申請深入跟進研究。”蘇禾沒繞彎子，開門見山，“我覺得，咱們先別忙著討論怎麼應對，得先把事情搞清楚。
對方起訴的具體法律依據是什麼？他們手裡的‘專利’具體保護的是什麼？
咱們仿製的產品，又是在哪個環節碰了他們的權利邊界。”
“只有先弄明白咱們到底‘理虧’在哪，才能找對應對的方向，不然就是打糊塗仗。”
周建業仔細打量眼前這個年輕姑娘。
之前幾次任務，蘇禾已經展現出了不俗的見識和沉穩的作風，現在又能不盲從輿論，肯沉下心鑽問題，這點很合他的心意。
“你的想法很對，不能稀裡糊塗就往上衝。”周建業點頭應下，“這個調研任務就交給你。部裡的資料庫，你可以申請調閱；涉及國外法律條文和具體專利檔案的部分，也能試著透過咱們駐外的商務機構，或者委託香江那邊可靠的渠道幫忙瞭解。
這件事你先牽頭，把情況徹底摸透，直接向我彙報就行。”
得到領導支援，蘇禾立刻扎進了工作裡。
這活兒，又難又繁瑣。
八十年代的國內，“國際專利”“智慧財產權”這些概念，大家都模糊得很，相關的資料更是少得可憐，找起來跟大海撈針似的。
蘇禾天天往部裡的資料室、科技情報研究所跑，在堆積如山的舊書刊和內部簡報裡扒拉蛛絲馬跡；又藉著顧家的關係，再加上部裡的渠道，幾經周折，才從香江弄來了一批英文的法律文字、專利公報，還有相關的商業案例分析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