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二、對袁文開始了
如果財政是慢性毒藥,教育是培養反叛者的溫床,那麼哈米德二世在1878年解散議會、中止憲法的決定,就是把所有可能的改良路都焊死了。
他此後統治帝國長達三十年,用秘密警察、書報檢查和流放營壓制一切反對聲音。
青年土耳其黨人在1908年發動革命,時間點幾乎與晚清立憲派絕望、革命黨崛起完全同步。他們的邏輯和譚嗣同斬首、梁啟超流亡之後的革命黨如出一轍:你堵住了所有和平改良的通道,剩下的就只有暴力推翻。
1914年,恩維爾帕夏把奧斯曼帝國綁上德國的戰車。
四年後,帝國解體。1922年,末代蘇丹穆罕默德六世乘坐英國軍艦逃離伊斯坦布林。
次年,凱末爾在安卡拉宣佈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哈里發制度被廢除,蘇丹家族流亡海外。
坦齊馬特試圖透過向西方學習來拯救舊帝國,結果舊帝國被學習來的那套西方思想親手處決。
這場改革本質上是一種自殺式生存,不改革會被列強肢解,改革會從內部長出無法相容的新生命。
奧斯曼帝國選擇了改革,然後被自己生出來的孩子殺死了。
在世界近代史的敘事中,日本的明治維新常被視為亞洲現代化的典範。
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奧斯曼帝國的坦齊馬特改革,才是歐洲以外第一個由非西方大國推動的全面西化嘗試,它為整個亞洲的現代化探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坦齊馬特改革開創了亞洲“西化”的先河,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帝國的邊界。史料明確指出,它曾是亞洲另外三大重要改革的參考範本。
清朝的洋務運動、泰國的查克里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
坦齊馬特改革的故事,遠比“歐洲病夫”的標籤複雜得多。
它是一場充滿矛盾的現代化鬥爭:一場由內部藩臣而非外部強敵觸發的變革;一場深刻影響了日本卻被後世遺忘的探索;一場以國家生存為目的的平權運動;一部誕生於國家破產、卻被其批准者親手扼殺的憲法。
儘管改革最終未能挽救帝國,但它為後世留下了一份寶貴的遺產。
它打破了舊有的階級壁壘,培養了一批以才幹而非出身為基礎的新式精英。
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是,改革的核心領導人之一、官至大維齊爾(相當於宰相)的阿里帕夏,竟是伊斯坦布林一位鞋匠的兒子。
奧斯曼帝國的實驗揭示了,一場由危機驅動的改革,如何在播下希望種子的同時,也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
但是把改革成效有限都歸咎於歐洲列強也是不合理的,事實上正因為帝國沒能對舊勢力進行有效的打擊,依然行政效率低下,才導致財政匱缺,有戰鬥力的軍隊數量不足,以及揹負了極高的外債。
如果我們對比之前沙皇俄國的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就會發現坦齊馬特改革的成效有限與領導者缺乏魄力手腕有極大的關係。
絕對主義國家演變為民族主義國家,就是那個時代的天下大勢。奧斯曼帝國並不具備東方中國這樣的大一統傳統,其土崩瓦解幾乎可以視作必然的結果,並不是改革與否所能決定的,只能決定其遲早而已。即便是稱雄百年的俄羅斯,也因蘇聯解體而成為民族主義國家。
19-20世紀,一個個龐大的帝國轟然崩塌。
但無論如何,奧斯曼帝國在崩塌時保住了本民族的基本盤,在一戰中加里波利戰役打出了擊斃英法聯軍25萬人的戰績。
如果完全不改革,奧斯曼帝國更可能被列強徹底瓜分,而後成為若干個比現在土耳其小得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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