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三十三年正月十八，京北的年味還沒散盡，全國議事會的銅門就迎著初春的寒風敞開了。議事廳裡，三百二十七張木椅坐得滿滿當當，其中近兩百張椅子上坐著的，是皮膚黝黑的麥農、指尖帶繭的織工、腰間掛著護童哨的安全員——這是全國議事會工農席位佔比60的真實模樣：黃村的張大叔揣著麥種樣本，蘇省的織工李姐提著半匹雲錦，西鄉村的護童員王嬸懷裡抱著小柱子編的麥稈小火車，他們是來給高校理論課“挑錯”的，也是來給《高等學府思想品德與大明民主主義理論課建設標準》“定調子”的。
上午九點，議事廳的銅鈴剛落，朱靜雯（議事長，親工人皇家代表）就站在主位前，手裡的標準草案封面上，用紅筆圈出了四門核心課程——《大明民主主義原理》（含《韻瀾思想》《秀英思想》《常靜徽思想》）、《品德與法典》、《朱靜雯的百姓思想》，每門課名旁都標註著“理論佔比60”的字樣。“去年巡視十二所高校，發現的不是‘課上得不好聽’，是‘理論沒扎進工農的地裡’。”她的聲音透過擴音喇叭，落在每個代表耳中，“漢武大學有個學生，把《朱靜雯的百姓思想》背得滾瓜爛熟，卻答不出‘怎麼按“百姓需求優先”設計護童崗值守表’；蘇省織工專科學校的學生，學完《品德與法典》，連《大明國憲典》裡‘織工每日工時不超過八小時’的條款都不會用——這不是學生笨，是課沒教對。”
話音剛落，趙麥圍（皇帝，工農代表）就從主位旁的椅子上站起來。他依舊穿著那件藍布棉襖，懷裡揣著翻得卷邊的《大明民主主義原理》，書頁裡夾著黃村的麥殼，指著“群眾史觀”那一節：“俺上個月去黃村百姓大學聽課，老師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舉的是舊朝修運河的例子，跟俺們現在種麥、護童的實際差著十萬八千里！”他把麥種樣本放在案几上，“這門課的理論，得60講‘群眾怎麼幹實事’——比如西鄉村反拐時，百姓怎麼幫巡捕找線索；黃村修渠時，老農怎麼想出用竹筐堵缺口的法子，這些才是工農要的理論。”
朱悅薇（副皇帝，親工人皇家代表）跟著起身，開啟民生資料庫終端，調出一組資料：“去年高校學生政論能力核查，能熟練用理論解決民生問題的，只佔38。有個學《韻瀾思想》的學生，連‘實踐三步法’（調研-分析-驗證）都沒吃透，去鄉村調研護童崗，只發了五十張問卷就回來交差，連王嬸這樣的老護童員都沒問過。”她指著終端上的課程表，“標準裡必須明確，高校要獨立設‘大明民主主義學院’或‘韻瀾學院’，直屬學校領導，不能再掛靠文學院、歷史系——上個月蘇省有所高校，把《秀英思想》的課時壓縮給了織機實操課，這不行！”
“俺們織工也有話說！”林織娘（副議事長，工農女性代表）這時舉起手，她指尖還沾著雲錦的金線，“蘇省織工專科學校的《秀英思想》課，老師講‘工農權益保障’，光說‘要維護織工利益’，卻沒教‘怎麼算織一匹雲錦的合理工錢’。俺們織工算工時，得按‘一寸錦要十五分鐘，一天八小時除去休息，織一匹六尺的錦該得十五明幣’，這才是能落地的理論！”她的話立刻得到工農代表的呼應，黃村的張大叔接著說：“《常靜徽思想》講基層治理，也不能光說‘要聽百姓意見’，得教學生‘怎麼跟老農坐在麥垛上聊天’，不是拿著問卷硬問。”
馬淑賢（副議事長，少數民族女性代表）也補充道：“川省涼山的彝族鄉親，學《大明民主主義原理》時，聽不懂‘議事流程’，但一講‘火塘邊商量護童崗’，就都明白了。要求，四門課的理論案例，至少20是少數民族的——比如彝族護童隊的歌謠宣傳法，苗族的‘寨老議事制’，這些也是大明的民生理論。”
陳紡娘（副皇帝，親工人皇家代表）一直沒說話，這時卻從包裡掏出一疊學生作業，最上面的一份是《品德與法典》的作業，學生寫了三頁“法典的重要性”，卻沒提一句“怎麼用法典幫織工維權”。的問題。”她把作業遞給身邊的工農代表，“《品德與法典》的理論，得60講‘法典條款怎麼用’——比如《大明國憲典》第32條‘兒童安全保障’，要教學生‘怎麼用它擬護童崗規章’；第45條‘勞動者權益’，要教‘怎麼用它算織工的加班費’，不是光背條款編號。”
接下來的討論，成了“工農代表提需求、核心班子定條款”的務實場景。趙麥圍拍板“機構獨立”：“所有高校三個月內必須成立直屬學院，院長裡至少有一名工農代表，比如黃村的張大叔、蘇省的李姐，他們懂民生，能管住課程不跑偏。”朱靜雯補充“納入規劃”：“學校議事會的年度規劃裡，必須單列‘理論課建設章節’，工農席位佔60的校議事會要稽核，沒透過的不能落地——去年有所高校的規劃裡，提了十項農械課，卻沒提《朱靜雯的百姓思想》怎麼服務麥農，這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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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四門課程的理論設計，代表們一條條敲定：
《韻瀾思想》《秀英思想》《常靜徽思想》作為原理課的延伸，理論佔比同樣60：《韻瀾思想》重點講“實踐三步法”的理論邏輯，教學生“為什麼調研要先聽百姓說、再分析、最後驗證”；《秀英思想》聚焦“工農權益的理論基礎”，拆解“為什麼織工要算清工時、麥農要爭取合理收益”；《常靜徽思想》深入“基層治理的理論方法”，講“為什麼少數民族議事制能落地、為什麼護童崗要村民輪流值守”。
“學生考核也得改！”林織娘作為工農女性代表，提出了關鍵意見，“不能光考背書，得考‘理論用得對不對’——每學期要交一份6000字的理論分析報告，結合四門課的核心理論，分析一個民生問題，比如‘用《秀英思想》分析織工工資低的原因’；還要交一份實踐報告，比如‘用《品德與法典》幫織工擬維權方案’，工農代表要參與評分，不合格的得重修理論課。”
馬淑賢補充了少數民族的考核細節：“少數民族學生的理論報告，可以用本民族語言寫，案例也可以選本民族的——比如彝族學生可以寫‘用《常靜徽思想》分析山地球隊的組織方法’，這樣理論才接地氣。”
下午兩點，投票環節開始。近兩百名工農代表舉起手裡的麥稈投票牌（黃村麥農做的，象徵工農民意），全票透過《高等學府思想品德與大明民主主義理論課建設標準》。散會時，趙麥圍把《大明民主主義原理》遞給漢武大學的代表：“記住，這書裡的理論，不是給官看的，是給工農用的，教出來的學生，得能幫俺們種好麥、護好娃、織好錦。”
半個月後，漢武大學的“大明民主主義學院”正式掛牌，院長是黃村的張大叔（工農代表），副院長是蘇省的織工李姐。學院的第一堂《大明民主主義原理》課，張大叔沒帶課本，而是帶了一把麥鐮和黃村的修渠圖紙：“今天講‘群眾史觀’，俺們不說舊朝的事，就說黃村修渠——當時技術員說要修混凝土渠，要花五萬明幣，老農們說‘用竹筐裝石頭堵缺口，只要一萬’，最後按老農的法子辦，不僅省錢，還快了半個月。這就是群眾的智慧，是咱們理論的根。”
學生們跟著張大叔去黃村麥場，用《韻瀾思想》的“實踐三步法”調研麥種需求：第一步，蹲在麥垛旁聽老農說“要抗溼、早熟”；第二步，用《大明民主主義原理》的“客觀規律”分析，黃村多雨，早熟麥能避開梅雨；第三步，選了三個麥種試種，最後“民生2號”麥種畝產多了兩百斤——這就是理論落地的樣子。
京北百姓大學的《朱靜雯的百姓思想》課上，王嬸（護童員，工農代表）給學生們講“聽百姓說”：“去年西鄉村設護童崗，一開始定的是‘每天值守四小時’，老農們說‘早上六點要下地，沒法值守’，後來改成‘早班七點到九點，晚班六點到八點’，還加了‘值守一次給五明幣補貼’，這樣才沒人缺席。你們學理論，就得記住，百姓的話比條文重要。”
三月初，全國議事會組織督查，看到的是這樣的場景：蘇省織工專科學校的學生，用《秀英思想》的“工農權益理論”，幫織工算清了“織帶花紋的雲錦，工時該多算兩小時，工錢能多拿三幣”；川省涼山的彝族學生，用《常靜徽思想》的“基層治理理論”，幫山寨擬了“火塘護童議事會”制度，寨老們都說“這理論懂俺們”；漢武大學的學生，用《品德與法典》的理論，幫西鄉村完善了護童崗規章，加了“村民可隨時查崗”的條款，王嬸笑著說“這才是學了能用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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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報告裡寫著：“全國67所高校均已成立直屬理論教學機構，四門課程理論佔比達標率100，學生能用理論解決民生問題的比例從38提升至76，其中工農代表參與評分的實踐報告，透過率82。”
那天晚上，朱靜雯、趙麥圍、朱悅薇、陳紡娘、馬淑賢、林織娘坐在議事廳的角落，看著窗外京北的夜景——遠處高鐵站的護童核驗點還亮著燈，近處織坊的窗戶裡透出織機的微光。趙麥圍咬了口麥餅，說：“俺們搞理論課，不是為了讓學生背條文，是為了讓他們握著理論的‘鐮刀’，能幫工農割掉‘難題’，種出‘好日子’。”
朱靜雯點頭，翻開《大明民主主義原理》，扉頁上有工農代表們的簽名，張大叔的字帶著麥稈的糙氣，李姐的字沾著雲錦的墨香。“這就是大明的理論課，”根在工農，魂在民生，60的理論是百姓的經驗，40的實踐是百姓的需求——這才是馬克思主義改變大明的樣子，不是喊口號，是讓每個學生都能成為工農的‘幫手’，讓每個理論都能長在民生的地裡。”
夜風從銅門縫裡吹進來，帶著麥田的清香，議事廳裡的燈光映著那本寫滿工農智慧的標準草案，也映著大明民生理論的未來——那是由麥農、織工、護童員和學生們一起，用理論和實踐織就的，踏實又紅火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