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欽差督察組”的成立，如同一塊巨石投入江南平靜的湖面，激起了滔天巨浪。
然而，這巨浪雖高，卻未能沖垮那座由千年士紳利益構築的堅固堤壩。
過了兩個月，崇禎很快便發現，自己還是低估了千年以來形成計程車紳集團所擁有的韌性與智慧，以及那張遍佈南方的、無形而又堅韌的巨網。
猛虎可以震懾一方，卻無法輕易摧毀盤根錯節的整片森林。
在皇帝的嚴令下，御史臺確實加派了大量監察御史南下，由御史中丞呂好問總領其事。
呂好問乃是朝中公認的清流名臣，為人品行端方，熟讀經史，寫得一手好文章。
然而，這位清流領袖，卻缺了一樣最重要的東西，魄力。
他習慣於在規則之內引經據典，進行溫和的規勸與彈劾，卻從未經歷過，也不擅長應對這種近乎於掀桌子的酷烈鬥爭。
更致命的是，呂好問派下去的御史們，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大宋科舉取士，江南文風鼎盛，御史臺裡十有五六的年輕御史，本身就是江南士族出身。
讓他們去清查自己的宗族、姻親、同窗、師長，無異於讓他們自己割自己的肉。
於是，一幕幕荒誕的場景在南方各地上演。
監察御史們下到地方，無不受到當地士紳“熱烈”的歡迎與“全力”的配合。
官府要丈量土地，他們便主動引路。
但拿出的地契和魚鱗圖冊，早已被篡改得天衣無縫。
無數良田被化整為零，寄於早已作古的族人名下，或乾脆變成了“寺產”、“學田”，成了連御史都輕易動不得的“公產”。
御史們對此心知肚明，卻往往在酒酣耳熱的宴席與厚重的“程儀”面前，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最終在奏報上寫下“民風淳樸，官民咸安”的粉飾之詞。
商稅的徵收更是舉步維艱。
海商們利用與官員盤根錯節的姻親關係，手中的“公憑”真假難辨，一船的貨物，報關的不足十分之一。
內陸的鹽、茶、酒等專賣行業，則被各種“公使庫”的名義所籠罩，明明是私人商鋪的鉅額交易，賬面上卻成了官府的正常採買，稅款流失得無影無蹤。
呂好問坐在京城，看著各地遞上來的、幾乎如出一轍的、毫無營養的奏報，愁得頭髮都白了幾根。
他知道下面問題重重，卻抓不到任何實質性的證據。
御史臺沒有皇城司那樣的特務機構，也沒有“先斬後奏”的權力，呂好問只能一次次地寫信，言辭懇切地規勸地方官要“體察聖意”，其效果可想而知。
最終，清查土地與商業稅改的核心工作，在江南士族這種“軟抵抗”面前，詭異地陷入了停滯。
整個南方的改革，就像一拳打進了棉花裡，看似聲勢浩大，卻處處受阻，收效甚微。
訊息傳回京城，朝堂之上，暗流再次湧動。
這場改革的最高負責人，中書省左丞相李綱，自然而然地成了所有矛盾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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