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變前，大宋朝廷圍繞“是否聯金滅遼”爆發爭論：
樞密院主張在遼金戰爭時抓住時機，趁勢收復燕雲；
而禮部則堅持，宋金結盟可以，但必須先就宋、金之間的國書稱謂達成一致，否則有失體面；
中書省則踟躕不決。
這種三方僵持足足耗了半年，多次的議會只是反覆爭辯名分與利益孰先孰後。
結果與金國結盟倉促，軍事準備不足，為金軍南下、靖康之變埋下隱患。
類似的矛盾還屢屢重演。
宋遼之間，曾多次因“國書稱謂”發生齟齬，遼稱宋為“南朝”，宋稱遼為“北朝”，禮部堅持必須改為“遼國”與“大宋”，連邊境貿易都因這種名分之爭多次中斷。
樞密院雖然傾向於“暫置禮儀之爭，以保障邊境安穩”，但在禮部堅守“祖制”的壓力下，無計可施。
於是，禮儀外交與軍事務實之間的衝突，不斷消耗著宋廷對外博弈的效率與耐力。
雪上加霜的是，大宋還缺乏專職的外交使節體系。
歷次遣使，多是臨時差派官員兼任，使節的專業性與經驗往往不足，甚至在一些關鍵場合鬧笑話。
靖康年間，鄭望之奉命使金，因不熟悉女真的宮廷禮儀而遭對方當眾譏笑；
神宗時期，館伴使蘇軾曾私下允諾遼使增加邊境榷場數量，卻被樞密院認定為“洩露經濟情報”，當場推翻，引發遼方強烈不滿。
臨時使節的另一隱患在於，—個人意願容易左右國家政策的執行。
一旦使節與對方私交甚篤，或者貿然作出承諾，就可能導致朝廷立場被動，甚至陷入被逼履行的困境。
樞密院、兵部、中書省，各有權柄，軍事議和、邊貿榷場、藩屬冊封、禮儀爭議、文書往還，全都分散在幾個衙門手裡。
樞密院掌握軍事外交，動輒主張務實；
禮部扛著“體面”與“祖制”，容不得半點讓步；
兵部又插手邊貿協作，事事摻上一腳；
中書省更是各方平衡的樞紐，不表態反成拖延之源。
在這樣的背景下，崇禎敏銳地意識到。
這種多頭管理的弊病，若不革除，哪怕火器營打贏眼下這幾仗，也終究不能使得國家利益最大化。
若要與遼、金、西夏等強鄰周旋，若要讓外交成為軍事的助力而非掣肘，必須打破舊制，將對外事務的執行權集中於一處，去掉多部門扯皮的弊病。
為此，崇禎心中早有腹案。
將外交權儘量集中，至少在執行層面如此。
禮部依舊在名義上總攬，但必須有一個專一的衙門，日常只幹外交，能馬上應對變局，有決斷、有執行力。
鴻臚寺，這個本屬禮部下的衙署，自古便掌接待外國使節、辦理朝貢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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