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數分鐘的掌聲終於平息，燈光大亮。
王軒帶著眼眶微紅的範小胖、黃博、鄧朝、黃小明和朱億龍等主創，從前排站起身，轉身面向全場觀眾深深鞠了一躬。
隨後，幾人走上舞臺，坐到了早已佈置好的高腳凳上。
主持人並沒有過多煽情，而是直接切入了媒體群訪環節。
臺下的記者們顯然還沉浸在電影帶來的巨大震撼中。
坐在前排的《華夏報道》記者率先舉手。
“王導您好！感謝您帶來這樣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記者的語氣十分鄭重，“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在眾多抗戰題材電影中，您為什麼會選擇一家小小的‘照相館’作為全片的敘事空間？這個創意的構思，靈感來源於哪裡？”
王軒拿起話筒：“其實在決定拍這個題材之初，我們查閱了大量文獻。
在這個過程中，最讓我們感到觸目驚心的，是一本蓋著扶桑軍‘不許可’紅色印章的暴行罪證畫冊。
扶桑軍的輿論宣傳戰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他們拿著照相機，四處拍攝所謂的‘親善’偽造照片，作為美化侵略的粉飾工具。
而那些真正記錄暴行的真實底片，是被他們嚴密封鎖，刻意掩蓋的。”
王軒頓了頓：“那一刻我就決定，必須圍繞‘罪證影像的留存與傳遞’來構建這個故事。
而照相館，在和平年代，它是用來定格普通人日常美好的空間。
但在屠城的地獄裡，它就成了藏匿戰爭真相的最後載體。這種生與死，美好與殘忍的空間反差，天然具備最強大的戲劇張力。”
緊接著，《週末》記者丟擲了第二個問題：“王導，影片中黃博老師飾演的‘老金’、朱億龍飾演的‘阿昌’，以及這個‘吉祥照相館’的故事，在歷史上有真實原型嗎？”
“不是每個人物都有原型。”王軒解答道，“這部電影是基於大量史料進行的一次藝術整合。但故事的核心，‘扶桑軍罪證底片’，是有真實歷史依據的。
確實有大量揭露扶桑軍暴行的照片嚴禁公開傳播。
至於片中主角們的身份，從郵差、戲子到照相館老闆、底層警察。
我們在設計角色時，其實是想最大程度地還原1937年建康城破時，那群最普通的社會底層百姓的生存群像。”
這時，一位來自魔都的記者問道：“導演，我注意到片中不同的角色使用了不同的方言，比如鄰居說的是常州話，老金夾雜著魯省口音，還有人說徐州話和建康話。這是出於什麼特殊的考量嗎？”
“因為這就是歷史的真實狀態。”王軒解釋道，“戰亂年代的建康城，作為當時的首都，難民大規模聚集，人口混雜。
如果為了所謂的觀影方便，讓所有底層難民都字正腔圓地講一口標準普通話，那就不符合歷史真實了。
所以我們讓演員儘量使用方言。這種人口流動的真實狀態，能讓這些小人物顯得更有生活質感。”
話題轉向了表演細節，一位娛記者把麥克風對準了黃博和範小胖：
“黃博老師，電影裡您在暗房洗照片時，一邊手抖一邊唱著童謠來計時的那段戲，簡直讓人窒息。
還有範老師飾演的林毓秀，在談論女英雄時隨口說出的那句‘我懂得’。請問這些直擊人心的細節，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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