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總不能天天輸吧？你看看！” 大姐指了指面前堆疊的籌碼，
臉上終於露出點得意的笑容，爽朗的笑聲在嘈雜的背景音裡格外清晰。
接下來的三四天，時光彷彿被複制貼上。
美高梅璀璨的穹頂下，相似的場景日復一日上演：
籌碼的碰撞聲、荷官的唱牌聲、賭客的嘆息或歡呼。
偶爾遇到“小不點”，彼此會心照不宣地問候一聲“戰況如何”。
此時的“小不點”，膽子明顯肥了不少，下注時兩千、三千的籌碼也敢往桌上推了。
記得有次隨口問她：“住哪呢現在？”
“還能住哪？”她聳聳肩，語氣平淡，
“自己掏錢住酒店唄，一個禮拜六千人民幣左右。”
“美高梅沒給你送房間？”我有些詫異。
“我才不要他們送，”她撇撇嘴，帶著點倔強，“再說，我又沒在他們這兒刷卡。”
轉折發生在第五天的下午。
吸菸室裡，我又撞見了那個眼鏡男。
他正和一個兌換仔低聲交涉，對方報出的匯率冰冷生硬：
“一比一。” 眼鏡男臉上寫滿了為難和猶豫，手指無意識地搓著衣角。
看著他那副窘迫樣，我心頭一軟，忍不住開口：
“得了，來我跟你換吧，按正常價給我就行。”
眼鏡男一聽，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臉上瞬間多雲轉晴，忙不迭地加了微信轉賬。
這個簡單的舉動，幫他省下了兩百多塊的匯率差。
錢一到手，他嘴裡嘟囔著“去置地翻本”，身影很快消失在走廊盡頭。
我住的地方，也悄然發生了變化。
胖姑娘留下的房間只住了兩晚許可權就到期了。
所幸大姐用她在賭場積累的積分，順手幫我開了一間房——
這對在澳門有房產的她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對我卻是雪中送炭。
晚上十點多，那個熟悉的身影又蔫頭耷腦地出現在我們附近——是眼鏡男。
他愁眉苦臉，整個人像被抽掉了骨頭，失魂落魄地倚在欄杆邊。
這副神情，在賭場裡就是最直白的告示牌：輸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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