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商行的生意，以一種謹慎而緩慢的速度鋪展開來。
憑著杜月笙和司徒美堂的人脈，頭幾單貨運生意做得四平八穩，利潤不高，但賬面上有了流水，商行的“殼”看起來更像樣了些。
張宗興每日坐在隔間裡，處理著看似繁瑣的票據和合同，心思卻有一大半飄在別處。
腿傷癒合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了一道暗紅色的疤痕，和陰雨天隱約的酸脹。這反而讓他更能沉下心來，像一頭在暗處舔舐傷口、觀察環境的獵豹。
婉容以“江上客”為筆名，又在《華僑日報》副刊發表了兩篇隨筆。
文風依舊含蓄蘊藉，借古諷今的筆法愈發純熟，在文化圈內悄然積累起一些名聲。那位林編輯對這位神秘的“江上客”推崇備至，幾次來信約稿，語氣一次比一次熱切。
婉容在興奮之餘，也聽從蘇婉清的安排，將文稿先送商行“過目”，由張宗興和阿明把關，剔除了可能過於直露的辭句。
這日午後，
商行裡頗為安靜。
阿明外出與碼頭倉庫的管理員“聯絡感情”，蘇婉清去中環的洋行處理一批進口輪胎的關稅檔案。
張宗興獨自坐在裡間，手裡拿著的不是商業檔案，而是一份輾轉送達的、用特殊藥水顯影后的密信。
信是司徒美堂透過一條極其隱秘的南洋渠道送來的，源頭指向北方。
信的內容不長，措辭謹慎，但意思明確：
對張宗興在上海及撤離過程中的作為“有所聞”，對其“抗日之志”表示“敬意”，並隱晦詢問其“今後之志趣與打算”，末了，附上了一個在香港可用的、極其簡易的聯絡方式——灣仔某家老字號涼茶鋪，每日午時三刻，櫃檯上會多放一個特定的青花瓷碗，碗底朝上。
這是一封來自延安的、極其初步的接觸信。
張宗興的手指在信紙上輕輕摩挲，紙張粗糙的觸感傳來。他知道這封信的分量。六哥張學良最後的指點言猶在耳，而這條路，此刻就以一種真實而危險的方式，攤開在他面前。
選擇接受接觸，意味著將團隊引入一條與之前全然不同的軌道，更純粹，也更艱險。意味著徹底站在蔣介石和戴笠的對立面，甚至可能面臨昔日某些“盟友”的側目。更意味著，他們這群背景複雜的人，需要得到一種全新的、嚴苛的信任。
但這條路，也是真正能將他所知的“歷史大勢”與個人抗爭相結合的道路，是六哥寄託希望的道路，或許，也是能讓婉容的筆、趙鐵錘的刀、所有跟著他出生入死兄弟的熱血，找到最終歸宿的道路。
風險與機遇，皆繫於此。
他沉思良久，最終將信紙湊近桌上的檯燈燈罩，看著它在高溫下蜷曲、焦黑，化為灰燼。然後，他鋪開一張普通的信箋，拿起毛筆，蘸了墨，卻久久沒有落下。
如何回覆？回覆什麼？
……
與此同時，半山別墅內，婉容卻面臨著另一場“考驗”。
小野寺櫻拿著一份燙金的請柬，急匆匆地找到正在書房默寫古詩靜心的婉容。“容姐姐，你看這個！”
請柬來自香港“中華文化藝術促進會”，邀請“江上客”先生（或女士）出席本週六下午於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的“國難與文藝”座談會，並“不吝賜教”。落款是會長，一位在文化界頗有聲望的宿儒。
“他們……他們怎麼知道‘江上客’住在這裡？”婉容有些慌亂。她的身份和住址，按道理只有杜月笙、張宗興等極少數人知道。
“送請柬的人說，是林編輯推薦的地址。”小野寺櫻分析道，“林編輯是杜先生的人，應該可靠。他可能覺得這是個好機會，能讓‘江上客’真正走到臺前，擴大影響力。”
影響力……婉容看著那精緻的請柬，心中矛盾。她渴望自己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渴望用筆真正做些事情。但走到臺前，意味著暴露在無數目光之下，其中很可能就隱藏著危險。她想起張宗興和蘇婉清反覆的叮囑：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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