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開到這裡，已到了響午，公社為村幹部準備了二合面饃和白開水，就在院壩外排隊領。
在白主任宣佈上午會議開到這，下午再繼續時，各村，大隊幹部們湧到院壩裡透氣，去排隊領饃。
院壩裡頓時喧鬧起來。都是村裡幹部，素質也高不到那去，靠牆根撒尿的，有蹲在地上卷旱菸的，還有湊成一堆嘀咕會議內容的。
但排隊領饃的隊伍更長更熱鬧。
王滿倉蹲在牆根，吃著饃，對王滿江和王滿銀壓低聲音：“聽見沒？副業能搞，但得捏著分寸，別讓人抓了辮子。”
王滿江點頭：“咱那瓦罐窯是給集體掙錢，又不是私人倒賣，怕啥？”
王滿銀沒接話，心裡門兒清，這分寸咋拿捏，還不是上面說了算。看來瓦罐窯還是公社說了算，這經濟政治化了。
下午再開會時，換了副主任徐冶功主持，他把白明川剛才說的農業生產、政治學習、副業政策、班子整頓這幾件事，給村幹部們提的疑問一一作答。
歸了根，就是今年形勢更緊，任務更重，各村得咬緊牙關扛著——誰讓大隊是最基層呢，啥擔子都得先壓到這兒。
時間在飛逝，終於到了最後一項，是今年開春的知青分配。
公社武裝幹事李部長拿著份名單，清了清嗓子，聲音有點發啞：“今年上級分給咱石圪節公社的知青，一共六十三人，大多是京城、東三省和湘省來的。按各大隊的耕地和勞力情況，初步方案是這樣……”
這話剛落，底下的幹部們就坐不住了。去年開年才二十六人，下半年又來三十三人，大家咬著牙接收下來。
可今年一開春就六十三，這往後還得了？每個大隊少說也得分四五人，下半年怕是更多。村幹部們個個頭大如鬥。
在一片交頭接耳和低聲抱怨中，武裝幹事開始念分配方案。窯裡瞬間安靜下來，所有幹部都支稜著耳朵聽，接收知青可不是小事，安排得好賴，直接關係到隊裡的生產和安寧。
“罐子村，五名，三男二女。”李部長念道。
“下山村，五名，二男三女……”
王滿倉和王滿江對視一眼，都從對雲眼裡看到了愁緒，王滿江小聲嘀咕：“五個……這麼多？住處咋騰挪？口糧咋湊？剛盼著日子能鬆快些……這又得搭進去……。”
旁邊一個大隊的支書忍不住嚷起來：“李部長！我們隊今年勞力本就富餘，口糧都不夠吃，再塞五個？這不是要餓死人嗎？”
立刻有人跟著喊：“就是！知青娃娃剛來，幹活頂不上半個勞力，吃飯倒一個頂倆！村裡本來就閒事多……。”
李部長把眼一瞪，拍了下桌子：“這是政治任務！誰也不能打折扣！吃飯的事，公社自然會考慮口糧指標，各大隊也得克服克服！住宿的話，有公房的騰出來，沒有的就先安排到社員家，必須保證知青同志的基本生活！”
可各村哪肯買賬？誰不知道接收知青是咋回事？
村裡本就窮得叮噹響，農民自己都勒緊褲腰帶，哪有餘糧給知青？國家撥的安置經費，大多被上面截了去，別說改善知青生活，反倒得集體經濟貼錢，這不是雪上加霜嗎？
來的知青，大多是城裡嬌養的半大孩子，初中畢業，別說農活，連鋤頭都握不穩。
重活幹不了，輕活不願幹，男知青最高工分也就跟村裡婦女差不多，女知青有時候還不如半大的娃。這不是明擺著“白吃糧、少幹活”，坑了隊裡的社員？
再說，城裡來的娃娃講究多，洗手要用水，吃飯要擦嘴，被農民看作“窮講究”；知青呢，又嫌農村髒，嫌農民觀念舊，互相看不順眼。
有些知青天不怕地不怕，見了村幹部作風不正敢罵，見了私分糧食敢捅，這不是捅馬蜂窩嗎？鄉村裡的老規矩、老權力，哪容得下這些愣頭青？
白明川見吵成一鍋粥，重重拍著桌子站起來：“你們的難處，公社比誰都清楚！可今年知青來得多，以後只會更多，更難！實在是城裡情況太糟，咱得互相體諒著扛過去。”
他放緩了語氣，給大夥解釋：“城裡從六六年就停課了，‘老三屆’初高中生積壓了好幾年，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這麼多年輕人擱在城裡沒去處，既不穩當，也耽誤了娃們的前程。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就是為了解決這全國性的難題，讓娃們來農村受受教育，也給咱添點新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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