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我這邊主要管原材料進廠和產品出廠的統計。今年上半年，磚瓦廠共進煤七百二十噸，進柴油十二噸。
同期，共出紅磚四百一十二萬塊，紅瓦二十六萬片。上半年產值合計十三萬四千多元，刨去成本，純利潤六萬二千多元。其中上交公社財政三萬一千元，村集體留存三萬一千多元。”
“村集體留存部分，按財務規定，百分之四十用於擴大再生產，百分之三十用於村集體公益事業，百分之二十用於社員分紅，百分之十留作風險儲備金。目前，各項資金使用都有詳細臺賬，按月公示，接受群眾監督。”
她說得很快，數字張口就來，看得出是下過功夫的。
王滿銀問：“農業這一塊，磚瓦廠提供過哪些支援？”
張小燕又翻了幾頁臺賬：“今年上半年，磚瓦廠向村集體上繳利潤一萬八千元，用於修路、打井、修水渠、翻修學校。另外，廠裡還無償給村裡提供了三百多噸爐渣墊路，摺合價值大約六百元。廠裡的柴油發電機，農忙時節也給村裡的打穀場、磨坊供過電，雖然次數不多，但也是支援。”
王滿銀把這些記下來，又問：“村裡給磚瓦廠提供了什麼？”
張小燕說：“村裡給磚瓦廠提供了黃土和人力。黃土是從村集體的荒坡上取的，不花錢，但廠裡要負責平整取土後的場地，不能留下大坑。人力方面，廠裡六十七個固定工，四十二個是村裡的勞力，他們的工分計入村集體分配方案，廠裡每月把工資和補助發給他們，同時把工分報給村大隊，年終由村大隊統一分紅。”
王滿銀明白了。磚瓦廠和村集體之間，是一種“廠社掛鉤”的關係，人還是村裡的人，地還是村裡的地，但生產組織形式變了，從種地變成了辦廠，從掙工分變成了掙工資加分紅。
這種模式既保留了集體經濟的底色，又引入了工業化的管理方式，在兩三年裡，把雙水村從全縣有名的窮村變成了富裕村。
座談會在進行著，有人說話，有人記錄。窗外的機器聲一直沒停過，轟隆轟隆的，偶爾有工人推著架子車從窗外過，車輪碾得地皮發顫，窗玻璃跟著嗡嗡響。
王滿銀一支接一支地抽菸，菸灰缸裡堆了一小堆菸頭。他話不多，大部分時間在聽，偶爾問一兩個問題，問得很細，細到磚坯的含水率是多少、爐渣墊路的厚度是多少、工人的工分怎麼折價、年底分紅按什麼比例分。有些問題孫玉亭答不上來，張小燕翻檯賬能找到，找不到的，王滿銀就讓記下來，回去再核實。
座談會開了一個多小時，散了。
王滿銀和田福堂先出來，沿著廠區的小路往回走。田曉霞留在廠裡，幫兩個科員繼續整理資料，有些資料還要核實，有些報表還要謄寫。
田福堂走在王滿銀左邊，步子不快不慢。他揹著手，低著頭，像在想什麼事。走了一段路，忽然開口了。
“滿銀，你覺得玉亭幹得咋樣？”
王滿銀沒急著回答，又往前走了幾步，才說：“比我預想的好。廠子管得有章有法，賬目清楚，制度嚴，工人服氣。沒想到玉亭叔還有這本事。”
田福堂點了點頭，語氣裡帶著幾分感慨：“說實話，當初讓他當廠長，我心裡也犯嘀咕。你是知道的，玉亭這個人，以前毛病不少，好高驁遠，眼高手低，嘴上說得天花亂墜，幹起來就沒影了。
還有一些舊習氣，愛喊口號，喜歡耍小聰明。但想著他是黨員，又是你丈人的親弟弟，少安的親二爸，總得給個機會。”
“這快兩年幹下來，我算是看明白了。玉亭這個人，有缺點，但也有優點。他最可貴的地方，是骨子裡有一股子‘革命化’的勁兒。他認準了的事，就一條道走到黑，不回頭。當他認定了磚瓦廠是集體的事業、是全村人的命根子，他就把心全撲上去了。”
“你看他那一身衣裳，還是艱苦樸素作風，腳上的解放鞋刷得發白。
他是廠長，每月有崗位補貼，但沒用特權為自已多撈過一分好處。以前家裡窮得叮噹響，鳳英也不會過日子，現去家裡總算有了點起色，也管得住婆姨……。”
“有些幹部，手裡有點權，就想著給自己撈好處。玉亭不是這樣，他是一心為公，不謀私利。這一點，還是很好的。”
王滿銀想起剛才座談會上孫玉亭說話的樣子，想起他那一身普通的藍布褂子，想起他在窯頂上被煙燻得黑紅的臉。那些不是裝出來的，是實實在在幹出來的。
“還有一點，”田福堂繼續說，“玉亭管廠子，講政治。天天講，月月講。班前會講，收工後也講，讀報紙、講政策、談集體主義，把‘為集體幹活光榮、偷懶可恥’這幾句話，刻到了每個人心裡。工人思想穩定，幹活肯出力，不鬧事，不偷奸耍滑，都是玉亭的功勞。”
“他還會樹典型，評選先進生產者、革命標兵，每月評一次，公開表彰，戴紅花，上黑板報。
這一招很管用，大家夥兒爭著當先進，誰也不願意落後。這種思想工作，別的村幹部做不來，玉亭做得來。他肚子裡有墨水，能說會道，講起來一套一套的，工人願意聽，也聽得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