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不僅僅是企業，在很多領域，它們被視為‘共和國長子’。
承擔著經濟穩定、產業安全、就業保障乃至社會穩定的多重職能。
歷史原因、體制慣性，讓它們與政府、與銀行、與許多關鍵行業形成了深度繫結，關係盤根錯節。”
葉敘白頓了頓，似乎在組織語言，讓自己的表述更準確：
“國企的優勢很明顯。它們能輕易獲得銀行的低息貸款，擁有寶貴的土地、礦產、頻譜等特許經營權或壟斷資源，在一些行業享有事實上的市場準入保護。
它們能拿到很多國家重大專案和政府採購訂單，背靠著強大的信用背書。
理論上，擁有這麼多資源和政策傾斜，它們應該能創造出巨大的價值，成為技術創新的領頭羊、產業升級的發動機。”
他的語氣帶上了無奈和嘲諷：
“但現實呢？很多國企，尤其是那些處於相對壟斷或半壟斷地位的，創造的價值，與其佔有的龐大資源相比，往往並不相稱，甚至可以說是效率低下。”
為什麼？
原因很多，也很複雜。
第一，目標多元，考核扭曲。
國企領導既要對經營業績負責，又要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負責，還要對員工穩定、社會責任甚至地方GDP貢獻負責。
很多時候，政治任務、穩定壓倒一切，會擠佔對效率和創新的追求。
考核指標也往往更看重規模、營收、利稅這些硬指標。
而對真正的核心技術突破、長期競爭力培育、資本回報率這些軟指標關注不夠，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
第二，內部治理和激勵機制僵化。
行政色彩濃厚，決策鏈條長，審批程式繁瑣，市場反應慢。
一把手權力過大但約束不足，容易滋生內部人控制和腐敗。
薪酬體系相對固定，難以對真正的技術骨幹和創新人才實行有競爭力的市場化激勵。
‘大鍋飯’現象依然存在，難以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
很多優秀的人才，在國企裡待久了，要麼被同化，要麼選擇離開。
第三，歷史包袱和社會負擔沉重。
冗員多，離退休人員多，企業辦社會職能剝離不徹底。
這些都需要真金白銀去養，佔用了大量本可用於研發和再投資的資源。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缺乏真正來自市場的競爭壓力。
在某些受保護的領域，日子過得太舒服了。
靠著牌照、資源、關係就能活得很好，為什麼要冒著風險去搞吃力不討好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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