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澤一時之間，也不知這是否就是自己所追求的道路。但是對於已經決定要追隨秦剛而行的堅定信念，還是讓他放下了諸多疑慮。
在黃裳的要求下，宗澤先行嘗試去招安距離青州最近的昌邑縣保鄉會。
……
“劉會長要知道，黃帥守這次派本官前來之時就表示過，昌邑保鄉會沒有明顯的作惡事蹟，前期你們反對的鹽政害民之處也俱是事實，所以他會向朝廷力保赦免你們到目前為止的所有罪行，只是希望你們能夠迷途知返，放下武器，歸順朝廷！”宗澤隻身一人來到昌邑縣，他的勇氣與膽量也贏得了在場大多數人的尊敬，這個縣令兼帥司參議官的確有兩把刷子，與那些又貪錢又膽小的地方官員明顯不同。
但是尊敬歸尊敬，類似這種沒有任何利益保證的招安條件，經過流求人培訓過的鹽商劉會長可不會這麼容易就被糊弄：“宗撫參既然代表帥司來談招安，就得有拿得出手的誠意，我們鹽民性子直，就怕你們前腳招了安，後腳就來抓人抄家！”
宗澤發現，與他談判的這位劉會長並不是粗鄙的鹽工，甚至還有著貢士的身份，兩人聊得多了，竟然也多有些投緣。
“宗撫參您應該知道，我們鄉紳之人都極其重視子弟讀書，往往都會舉全族之力讓他們去學習詩詞，學做文章。”劉會長誠懇地說道：“因為只要族中能有子弟考得功名，一大家子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就不容易被官府欺負，不容易會被栽贓陷害，再多的苛捐雜稅也不至於將我們都坑慘。而且就算最終沒有考上，讀過書的人，總是可以在州縣本地做個里正，或者是入衙做個吏員，在士林中有了良好名聲，官府多半也會給面子，真要遇到事也不會找不到門路。”
宗澤明白，這就是中國曆來縉紳階層在社會上存在的價值。
縉紳最強大時形成了門閥，在沒有科舉的隋唐之前，他們不僅代為管理鄉村民間，甚至還直接壟斷了官員的舉薦通道。後來的中央王朝便極力推動科舉，透過中央向下派遣官員——也就是流官制，從而避免了地方割據，強化了中央王朝的控制力。
不過，流官最多隻能到縣衙，到縣令、主簿等少數官職，然後各種押司、捕頭以及鄉里的里正、保長，還必須依賴於地方縉紳出任，有的地方縉紳的意見甚至能影響地方官的決策。
但是，即使是一個地方出現了豪強，此時的朝廷並不擔心，因為他們會是偶然的、孤立的，不會出現跨地區的聯合。因為縉紳階層本身就十分鬆散，他們只關注於自身的利益，在面對少數官員的過份欺壓時，往往首先選擇妥協。因為他們從內心是承認這種權威，認可這種強權，並希望透過自身的努力同意獲得這些權力。就像當年高郵的秦家莊對張押司的忍耐。
說白了，朝廷對於縉紳的正確態度有兩點：第一不要把他們逼到死角里；第二不要讓他們相互之間產生關聯。
可惜的是，今天的京東東路恰恰在這兩點都犯了錯：蔡京與皇帝的無比貪婪、外加上行下效的結構性腐敗，摧毀了太多地方縉紳的經濟基礎。
同時，秦剛安排的流求特勤員在刻意介入後，讓原本都孤立的反抗者們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也都很快地學會了打著“忠臣愛國”名義下反抗地方強權的秘訣。
“如今朝中奸佞矇蔽聖聽，地方貪官隻手遮天，即使是我們這些家有功名的、外有盛譽的，官府也是想搶就搶、想殺就殺，這次我們不得已奮起反抗，朝廷如果真心要招安，總歸要是給我們一個能夠放心的說法才可以。”劉會長在送別宗澤離開時特別囑咐道。
宗澤立即返回青州向黃裳彙報。他的這一趟的任務卻算是圓滿完成，畢竟他明確探明瞭保鄉會諸人同意招安的態度，同時也帶回了他們希望被招安時需要的條件。具體能否同意這些條件、又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安排，不僅是他這一級別沒法決定的，同樣也是黃裳承認不了，需要他擬出意見並寫成奏章，快馬加鞭送到京城後，再聽從上面的最後意見。
當然在這份奏章中，黃裳以難得地表明瞭自己的態度：這京東東路各地的民變，並非反對朝廷的刻意造反，而只是針對於某一些新政、新法危及到他們的生存條件之後的一種激進反應。因此，這些地方的變亂才會出現了之前都不曾見過的保鄉會組織。
黃裳這樣子向上彙報是有他的用意的。
實際上，保鄉會最早出現在明水，但是他卻不能先報明水，因為由他下令派過去的兩支軍隊在這裡幾乎遭遇滅頂之災。被殺官兵的賬要不要算是其次，關鍵是直接和這裡進行招安談判也是極難提出合適的條件。
所以，黃裳才故意沒有去感覺難度太大的明水，而是派宗澤去了昌邑，因此也才能相對順利地得到雙方共同認可招安的共識。
畢竟黃裳得到的情報顯示，京東東路各地的保鄉會之間也是有聯絡的，這些縉紳在地方上也是有著錯綜複雜的眷親關係，大家現在既是存著“法不責眾”的心理，又是十分清楚，一旦朝廷前面給了寬鬆的開頭，後面大多都會沿襲舊例，最終可以妥善地解決。
當然，大宋對於地方民變起義，確實也是以“招安”為主。
這方面，士大夫們的“仁政”思想始終未變，更何況京東東路這裡還有保鄉會這樣一個讓朝廷頗覺心安的因素存在。
而且，黃裳還擔心朝廷不同意他的招安思路，特地煞費苦心地讓手下的幕僚們列出了一份非常詳細的賬單，上面清楚列出：如果要對全路各地的保鄉會進行出兵圍剿的話。在兵力充足、將領得力的前提下，所需要的具體兵力、武器裝備，還有出征前的開拔費、出征中的糧餉消耗、剿匪經歷中的武器裝備的損耗，都將會是一筆極大的天文數字。而且，這裡面還沒有算上，一旦與亂匪開戰後，將士傷亡後的撫卹、遣散費用，還有剿匪成功之後的各種論功行賞費用，基本上今年京東東路的賦稅就不要想有結餘了。而被平定的土匪必須會被問罪砍頭流放，這又意味著京東東路接下來幾年的種地農民人口的銳減，這樣的損失，是否是朝廷考慮能夠承擔得起的？
而與其相對的招安之策，首先會極其迅速地結束亂象，又節省下數目極大的調兵打仗費用。關於各地保鄉會提出的條件，有要撤換並治罪於那些平時打壓欺負過他們的地方官員。這個條件其實好答應，原本這些官員沒能維護好地方治安，出現了民變與治亂，就是要首先進行處罰的，正好一併用來安撫這些保鄉會縉紳。
其次，雖然保鄉會在答應接受招安之後，便會讓出他們目前已經佔據的州縣衙門，也接受從朝廷裡新任命而來的官員。但卻希望新來的官員必須要和他們進行深入的交流，能夠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在接下來的這些官府裡吏員裡，給予他們一定的推薦權。與此相對可以回報的是，他們會盡可能地協助官府完成今明兩年的地方賦稅徵集。唯一隻是請求朝廷根據今年實際情況，能給全路打個折扣，這點顯然也是可以商量。
最後，對於招安後的保鄉會頭腦縉紳，朝廷最多忽略一下最大領頭者——眼下正是李格非。然後保證決不秋後算賬，然後再賜予一些高低不等各種虛銜官職，並根據它們的品級，可以按月穩定拿到俸祿。
實際上算下來，招安所需要付出的代價，相對於動用軍隊剿匪來看，實在是九牛一毛，根本就沒法相比。而它確實能在短時間之內，迅速穩定並控制住京東東路的整個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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