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傳來訊息的是第一組。
六月十八號，大同市某招待所。這家招待所坐落在老城區一條不起眼的巷子裡，門面不大，院裡停著幾輛落滿灰的貨車和麵包車。一名服務員在打掃院子的時候，發現角落裡停著一輛紅色的小轎車，車身很髒，輪胎氣壓不足，像是在那兒扔了好幾天了。她湊近一看，車裡沒人，但駕駛座的坐墊上隱約有一片暗褐色的汙漬，幹了之後發黑發硬，看著不像機油。服務員心裡犯嘀咕，跑去告訴了經理，經理第一時間報了案。大同警方到場確認，那正是一輛進口紅色大眾高爾夫，車牌號與協查通報上的資訊一字不差。
車門沒鎖，車鑰匙還插在點火開關上。技術人員開啟車門，那片暗褐色的汙漬經化驗，確認為人血。血型與馬玉一致。除了那片血跡之外，車裡沒有更多明顯的物證，兇手顯然處理過一番，但血跡這種東西一旦滲進織物纖維，根本擦不乾淨。他們把車丟在這裡，就等於丟掉了最大的累贅。
幾乎同一時刻，第二組也取得了關鍵突破。電信局那邊把馬玉手機近期的通話詳單打了出來，長長的一串號碼裡，有兩個陌生的固定電話號碼格外扎眼。這兩個號碼都是在五月十三號這天撥出的，而且通話時長都在幾分鐘以上。要知道，五月十三號的時候，馬玉本人早已被埋在崇禮的土堆之下了，那拿著這部手機撥號的，只可能是兇手。
警方順藤摸瓜，兩個號碼的裝機地址和戶主資訊很快調了出來。這兩個號碼分別關聯著兩個人——一個叫孫成，一個叫劉勇。
孫成和劉勇，都是北京本地人，出生於一九四七年左右，案發那年正好五十歲。更讓人心頭一緊的是，這倆人早年因盜竊罪被判刑，同在青海省的一座監獄裡服過刑，是貨真價實的獄友。而且，他們在服刑期間還企圖越獄，雖然沒有成功，但反偵察的意識和對公安機關的警惕心遠超普通犯罪分子。兩個有前科、有越獄經歷、有默契的老獄友，出獄之後湊到了一起，再聯手幹上一票，邏輯上完全說得通。
警方查到了孫成和劉勇在北京的戶籍住址和家庭成員資訊，立刻組織力量進行外圍布控。可當刑警們趕到兩處住址時，全撲了空。兩家人要麼支支吾吾說好久沒見了，要麼乾脆閉門不出。原來，偵查過程中有過一次不小心的走漏風聲，警方在早期向家屬側面瞭解情況時，問到了孫成和劉勇的名字，敏感的家屬轉頭就跟家裡人通了氣，而孫成恰好在那段時間往家裡打過電話，一聽警察正在找他，二話不說扔下電話就跑了。
劉勇那邊的情況也類似，他有一個相好的女人，警方找她談過一次話之後沒兩天，劉勇就從租住的地方消失了，連換洗衣服都沒帶全。
兩個兇犯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沒了蹤影。那個年代的刑偵手段遠沒有後來那麼豐富，網際網路剛剛萌芽，全國人口資訊庫還在建設之中，出門坐車也不用身份證，住旅館只要掏錢就行，誰也不會多問你一句。警方手裡攥著通緝令，印著兩張模糊的黑白照片，發往全國各地，可那兩張照片還是他們若干年前在監獄裡拍的檔案照，面貌早就有了變化。無數條線索從全國各地湧來，有的說在河南見過劉勇，有的說在新疆看見過孫成，可每一條查到最後都落不了地。
這一追，就是十四年。
十四年，足夠一個新生兒長大成人，足夠一座縣城天翻地覆。崇禮後來因為滑雪火了，柏油路修得又寬又平，沿街的賓館飯店一家接一家開，棗溝公路那段土坡早就鋪上了瀝青，車來車往，誰也不會想起那裡曾經埋過一個無辜的女人。可崇禮縣公安局那間專案辦公室裡，孫成和劉勇的卷宗始終擺在最顯眼的鐵皮櫃上，每年到了五月十三號，總有老刑警翻出來看看，嘆口氣，再放回去。
二〇一一年五月，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網行動”，各地公安機關聞令而動，對歷年來的在逃人員展開拉網式排查。這一次的技術手段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了，天網監控遍佈城市的大街小巷，二代身份證辦理要求錄入指紋和人像，旅館業全部聯網登記，火車票實行實名制。逃犯們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了前所未有的狹小境地。
崇禮警方抓住這個機會，重新梳理了孫成和劉勇的所有關係網。專案組分析認為，孫成這個人相對顧家，早年服刑期間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女兒，出獄後也曾多次回家探望。如果他被逼得走投無路，極有可能選擇潛回北京附近，至少遠遠地守著家人。基於這個判斷，警方對孫成的妻子和女兒實施了全天候的監控，不再是隔段時間關注一下，而是二十四小時輪班盯守，盯住她們出入的每一個地方、接觸的每一個人。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孫成始終沒有露面。警方差點以為又要撲空，直到某天傍晚，在河北燕郊的一處居民小區裡，監控組傳來了一個讓他們心跳加速的訊息：孫成的家人在這裡有一套住房，平時空著沒人住，可今天下午，一個六十歲左右的男人提著一塑膠袋東西走了進去，身形、步態、側臉輪廓，都跟通緝令上那張模糊的照片高度吻合。
為了不打草驚蛇，民警們沒有立即衝進去，而是耐心地在樓下蹲守了三個多小時。天徹底黑透了，那間屋子的燈亮了又滅，滅了又亮，終於，門從裡面打開了，男人探出半個身子來扔垃圾袋。就在這一瞬間，幾個便衣從樓道兩側包抄過去，一把按住了他的胳膊。手銬咔嚓一聲扣上腕子，男人愣了一下，隨即垂下了頭，嘴角甚至微微抽動了一下，像是苦笑，又像是長出了一口氣。
“孫成。”民警喊了一聲他的名字。
他點了點頭，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是我。”
十四年的追逃，到此終於扣上了一半。
孫成被押回崇禮之後，審訊進行得比預想中順利得多。他似乎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天，甚至隱隱有些如釋重負。他說，這十四年他過得太累了，沒有身份證，沒有戶口，去不了正規醫院看病，也不敢跟任何人有深交，走到哪兒都得把頭埋得低低的。他是汽車修理工出身，手藝不錯，曾經逃到南方某市，靠本事在一家奧迪4S店幹到了技術總監的位子，工資不低，受人尊敬。可後來公司要求全員錄入指紋、提交身份證影印件辦理社保，他拿不出來，只能編了個藉口辭職走人。從那以後，他再也不敢去大單位應聘，只能在路邊小店、地下車庫裡給人偷偷修車，收點現金，勉強餬口。
二〇〇九年，他對家人的思念實在壓不住了，偷偷返回了北京周邊，在燕郊租了一間地下室住下來，隔三差五地遠遠看女兒一眼，不敢上前相認。他以為自己能這樣躲到老死，可終究沒能逃過那一張天網。
說到馬玉，孫成並沒有迴避。他供述，一九九七年初他刑滿釋放後，和劉勇在北京碰了頭。倆人都五十歲了，沒文化沒技術，出獄後找不到正經工作，口袋裡連吃碗炸醬麵的錢都掏不出。劉勇給他出主意：“咱不能就這麼窮下去，得幹一票大的。”倆人商量來商量去，最值錢又最好下手的，就是路上跑的那些私家車。
五月十二號那天下午，他們在亞運村附近轉悠，一眼就盯上了那輛紅色的高爾夫。車漂亮，鋥亮的漆面在夕陽下一晃一晃的，開車的女人穿著得體，皮膚白皙，一看就有錢。馬玉把車停在一家商店門口，下來買了點東西，再回到車上，剛拉開車門坐進駕駛座，後排車門突然被拉開，一個男人鑽了進來，一把箍住了她的脖子。另一個男人從副駕駛那邊也躥了進來，手裡攥著一把起子，頂在她腰上。
馬玉嚇壞了，但她沒有大喊大叫，反而異常鎮定地跟兩個歹徒周旋。她說：“你們要錢是吧？我家有，別傷害我，我什麼都給你們。”
就這樣，孫成開著車，按照馬玉的指引到了她住的小區。保安攔了一下，但馬玉親自搖下車窗跟保安打了招呼，說“是我朋友”，保安便抬手放行了。孫成一個人進了屋，馬玉把鐵皮盒子和暗格的位置都告訴了他，連存摺密碼也說了。孫成把現金、存摺、手機統統塞進一個旅行袋裡，匆匆下樓。
拿到錢之後，按照最初的約定，他們應該放了馬玉。可劉勇上了車之後，在後排一言不發地盯著馬玉的後腦勺，目光像刀子一樣冷。車子開出去幾十公里，劉勇忽然開口：“不能讓她活著回去。她認出咱倆了，回頭一報警，咱倆一個都跑不掉。”孫成猶豫了一下，沒有反駁。
於是，他們把車開上了通往崇禮的公路。天黑透了，路上沒有一盞路燈，兩側全是荒山和土坡。劉勇從座位底下摸出一把鐵扳手，朝著馬玉的頭部猛砸了兩下。馬玉悶哼一聲，癱軟在了座椅上。他們把她拖下路邊的土坡，剝掉了她身上所有的衣物，一是為了毀滅可能的物證，二是為了延緩屍體被辨認的時間，沒穿衣服的死人，總歸比穿得整整齊齊的難認一些。
土坑是劉勇用路邊撿的一塊尖石頭刨出來的，不深，但足夠把一個人蜷著塞進去。他們把人推下去，然後一捧一捧地往裡面填土，直到泥土完全覆蓋了那張蒼白的臉。孫成說，當時他填了最後兩鍬土，手一直在抖，可劉勇催他快點，說天快亮了。
他們以為馬玉早就死了，可法醫後來的結論證明，她當時只是被打暈了。她是被活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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