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被我打了的師傅，後來也趕來了醫務室。他見我額角包著紗布，臉色發白，估計也嚇著了，沒敢提打架的事。我心裡門兒清：他要是敢說，這工傷就不算了，他得賠我醫藥費和誤工費，他哪兒敢？
晚上他還特意送我回家，一路跟我道歉：“兄弟，對不住，我嘴賤，不該罵你。”又說，“你火氣也太旺，我這體格算結實的，換個人，你這一棍真能打殘。”說著，他把上衣脫了，後腰背那兒一片青紫，腫起老大一塊，看著確實嚇人。我沒吭聲，心裡的氣也消了大半。
就這麼著，一個冬天沒去工地，工資倒領了三個月。父親拿著我領回來的錢，總覺得不自在：“這不是占人家單位便宜嗎？”
過了年，二月底，他抽了個空，帶我去了蠶種場，找倪福生場長。
倪場長家在春波橋下，我們去的時候，他家正吃飯。倪場長見了父親，笑著往屋裡讓：“來得巧，沒吃吧？坐下一起墊墊。”父親也沒客氣，拉著我就坐下，蹭了頓晚飯。
飯桌上，父親給倪場長遞了根菸，笑著說：“老倪，跟你說個事。我家這小子，在家閒得慌，天天晃盪也不是事兒。你看能不能在你們場裡安排個活兒，臨時的就行，讓他動彈動彈。”
倪場長扒了口飯，看了看我，開玩笑的說：小傢伙長得挺帥的嘛，要不咱結個親家，看上我家哪個丫頭說一聲，我環視了一下他家的三個女兒，不敢恭維，低頭不語，我想不會拿工作脅迫我吧，我寧可不工作。
他琢磨了會兒，接著點頭說：“行。讓他明天來上班吧，就去看護竹林。”
蠶種場在火車站對面有一大片竹林地，中間有條小路，直通螺絲濱那邊。
我們的值班室就在小路中間，是間茅草屋，四處漏風，卻也清淨。本來有兩個人在那兒看守，一個是老沈，五十來歲，話不多；一個是老戴，看著年輕，後來才知道，是新三屆安排工作的，比我大不了幾歲。我去了，就跟他們倆輪班。
說是看守，其實多數時候就是在草屋裡喝茶、抽菸、聊天。老沈偶爾會拿個鋤頭出去轉轉，看看有沒有雜草，或者竹子倒了沒。我和老戴年輕，懶怠動，多數時候就縮在屋裡，聽老沈講些過去的事。他們知道我是場長的關係塞進來的，對我也客氣，沒讓我幹啥活，倒挺關照。
進了三月份，天氣漸漸暖了，東風一吹，春雨一下土裡的春筍“噌噌”往外冒，尖兒頂著嫩黃的筍衣，看著喜人。這時候就忙了，得全天二十四小時值班——怕有人偷挖竹筍。我們分成了三班倒，老沈和老戴上“鐵路班”，就是按鐵路上的班次來；我呢，一天白班，一天夜班，隨便倒。我心裡清楚，我就是個擺設，他們倆也沒指望我真能看住啥，不過是給我個差事混日子。
那段日子倒也清淨，可最好玩的事，是捉姦。
那年代日子過得緊巴，可人心未必都安分，花心的、偷情的事不算少。
那會兒去旅館開房，不光得花錢，還得要身份證明，查得嚴。那些不敢光明正大的男女，就盯上了這片竹林——僻靜，沒人來，帶條毛毯，往竹林深處一鑽，就能躲著享受那點快活。
老沈好像特有經驗。有時候有人從竹林邊的小路上過，一男一女，看著不像是夫妻，女的總低著頭，男的眼神躲躲閃閃，老沈就會眯著眼跟我們說：“這倆，指定是來幹那事的。”
果然，過不了半個鐘頭，就能在竹林深處聽見些窸窸窣窣的動靜。
有回老沈又瞅見倆可疑的，回頭跟我和老戴說：“你們倆沒結婚，臉皮薄，別往前湊，就在外圍待著。”他指了指竹林邊緣的幾棵大樹，“你們在那兒弄出點聲響，咳嗽兩聲，或者踢踢石子，給我壯壯膽就行。我老頭子一個，不怕這些，看見了也沒啥。”
我和老戴就聽話，蹲在樹後頭，他咳嗽，我就往地上踢塊石頭，“嘩啦”一聲，裡頭的動靜果然就停了。老沈拿著個手電筒，“噔”地開啟，光柱往竹林裡一掃，嘴裡喊：“誰在裡頭？出來！”
多半時候，那倆人會慌慌張張地提上褲子，低著頭從竹林裡鑽出來，臉漲得通紅。他們也知道這事不光彩，被抓了現行，最怕聲張。老沈也不真為難他們，就指著被踩倒的竹筍說：“你們看看，這筍子剛冒頭就被你們踩壞了，這是公家的東西，能隨便糟踐？”
那些人自知理虧，忙不迭地道歉，然後就會往老沈手裡塞點錢——五塊、十塊的，想破財消災。老沈也不推辭，接了錢，擺擺手讓他們走：“下次別來了，再被抓著，可就不這麼簡單了。”
這些錢就成了我們仨的小外快。攢多了，老沈就去小賣部買條煙，或者打斤散裝白酒，晚上在茅草屋裡，我們仨就著鹹菜花生米，抽菸、喝酒、聊天。酒是烈的，煙是嗆的，可嘴裡心裡都熱乎——在這竹林深處，日子好像也沒那麼寡淡了。
（戊午冬春事紀）
鐵屑藏痕終見日，翻書訓裡悟恩仇。
沙漿桶重筋初長，抬杆聲兇血換酬。
筍破土時春暗湧，毯藏鶯處夜頻搜。
分錢買得煙和酒，茅屋三人話未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