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5）
新店的籌備像上了發條的鐘，齒輪轉得急促又紮實。我揣著泛黃的進貨單和裹在油紙裡的差旅費，把杭州的絲綢巷、溫州的批發市場、廣州的十三行、廈門的輪渡碼頭、常熟的服裝城、義烏的小商品街，串成了一串沾著塵土的奔波腳印——火車硬座的鐵皮椅還硌著腰，汽車顛簸的塵土剛撲滿褲腳，輪渡的鹹風沒散，又得攥著票根趕下一班車。帆布包裡的記事本寫得密密麻麻，字縫裡全是面料成分、批發價格，連老闆們的口頭禪都記了：溫州老闆愛說“儂放心，這料比上海貨還挺”，廈門攤主總笑“賣不掉你找我，我給你調”。
在溫州批發市場泡了三天，跟幾個操著甌語的老闆混熟了。某天蹲在堆滿綢緞的攤子前，和戴藍布帽的老周抽著煙，他忽然拍我胳膊：“木子你要女裝？杭州慶春路藏著條溫州街，都是我們這邊小作坊開的分號，面料比這兒新半季，價還低兩成。”說著就摸出我記事本，用鉛筆在背面畫地圖——老樟樹畫得像棵歪脖子豆芽，巷口的雜貨店倒標得清楚，“好找得很，到了問‘溫州小吳’，都知道。”我趕緊把紙疊成小方塊，塞進內衣口袋，指尖都帶著雀躍——這種“少人知”的進貨地，從來都是賺頭，比在大市場裡擠破頭強。
從溫州把第一批貨裝車託運後，我扛著帆布包擠上往廈門的臥鋪大巴。那年頭臥鋪大巴剛時興，鋪位窄得像抽屜，人躺進去得蜷著腿，可比起硬座的“鐵板腰”，已是奢侈。車開起來搖搖晃晃，像老家村口的搖籃，我裹著外套眯眼打盹，連發動機的轟鳴聲都覺得順耳。直到中途堵在山腰，前後的車排成長龍，我跟司機喊了聲“師傅，開門方便下”，跳下車才猛地吸了口冷氣——不是風涼，是眼前的路。
公路坑坑窪窪得像被牛啃過，黃土混著碎石子，車輪碾過就揚出半人高的灰。我往堵車的前頭走了幾步，忽然瞥見崖下——一輛卡車四輪朝天扣在山溝裡，車廂板碎成了木片，離公路足有幾十米高，隱約能看見散落的貨物。那一瞬間腿肚子都軟了，指甲掐進帆布包帶裡，指節泛白，剛才還覺得舒服的“搖籃晃”，這會兒想起來全是後怕：那哪是晃，是車輪在懸崖邊擦著走！再回頭看我們的大巴，旁邊就是沒遮沒擋的崖邊，別說護欄，連塊“小心墜崖”的警示牌都沒有，急轉彎的地方光禿禿的，連面反光鏡都吝於裝。
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風颳過耳邊，帶著山溝裡的土腥味，竟有點不敢再上車。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總不能蹲在這荒山裡。咬咬牙爬回鋪位，卻再沒了睏意——閉眼就是那輛翻下去的卡車，睜眼看見窗外掠過的崖壁，心一直懸在嗓子眼。
車慢慢往前挪，時速怕是超不過十碼，像只怕踩空的老蝸牛。我索性爬起來，走到駕駛座旁，從口袋裡摸出包紅塔山，遞了一支給司機：“師傅，抽根菸解解乏。”
司機是個黑瘦的中年男人，顴骨上刻著風霜，接過煙夾在耳後，方向盤轉得穩當：“小夥子睡不著？”
“看前頭那卡車……”我聲音有點發緊，往崖邊的方向瞥了眼，“這條路也太險了。”
他笑了笑，眼角的皺紋堆成褶：“常有的事。我們跑長途的，都把腦袋別在褲腰上。”
“那可不行。”我急了，往車廂後瞥了眼，乘客們大多還在昏昏沉沉打盹，“車上幾十號人呢，您可得當心。”
他騰出一隻手點了煙，菸圈飄在蒙著灰的風擋玻璃上：“這段算好的。剛出溫州那段‘十八盤’，比這險三倍，你那會兒準是睡著了。”
我想起方才的“搖籃晃”，後背更涼了：“要是看見了，我哪敢閉眼睛。”
“放心，我跑這線五年了。”他拍了拍方向盤，金屬外殼發出悶響，“技術硬得很。”
我沒回鋪位，就蹲在副駕旁的踏板上。怕他犯困，有一搭沒一搭跟他說話——問他跑一趟能賺多少，他說“除去油錢過路費，剩不了百八十”；問他家裡孩子多大，他笑“丫頭讀初中，就盼著我每次回去帶糖”；問他這路哪段最得留神，他指了指前方的彎道“過了那道彎，後面就平了”。聊到煙快抽完了，我摸遍口袋也沒剩下的，索性朝車廂裡喊：“各位大哥，誰身上帶煙了？借兩支——陪師傅聊聊天，醒著神開車！”
後排立刻有人應：“我有！”一個穿夾克的男人探過身，扔來一包煙，“拿去！可得盯緊點師傅，我還想活著到廈門見我媳婦呢！”
車廂裡鬨笑起來，剛才昏沉的氣氛散了，有人湊過來搭話：“小夥子是做買賣的？跑這麼遠進貨？”“師傅，到廈門得幾點啊？我還得趕早市呢！”司機也笑，握著方向盤的手更穩了。後來又有人遞煙過來，有捏得皺巴巴的菸捲，有拆了封的“牡丹”，煙盒在我和司機手裡傳著，煙霧繞著駕駛座，把陌生人之間的距離都燻暖了。
中途停車吃飯，我拉著司機往路邊小飯館走：“師傅，我請您吃碗麵。”他沒推辭，跟著我坐下，點了碗牛肉麵，多加了勺辣油。我要了瓶啤酒，他也跟著要了一瓶。我盯著他舉杯的手：“喝這個，開車不犯困？”
他抿了口，咂咂嘴：“一瓶沒事，兩瓶就懸了。跑長途的，這點分寸還是有的。”我沒再說話，低頭喝著酒，那啤酒味澀得很，嚥下去時竟像含了口苦水——想起崖下的卡車，總覺得這酒喝得沉甸甸的，像要把一路的驚險都壓進肚子裡。
就這麼熬了十個小時，車終於駛進廈門市區時，天剛矇矇亮。街燈還沒滅，橘黃色的光灑在柏油路上，我跟司機道別，站在路邊朝他揮手：“師傅，回去路上當心。”他探出頭笑：“啥時候回溫州？還坐我車啊！”我揮著手沒說話——這一路太險，怕是沒勇氣再坐了。車開遠了，我還站在原地，看著車尾的紅燈融進晨霧裡，心裡默默唸了句“平安”。
這次沒去麗珠姐家。上次跟她去上海時，知道她老公在那邊做生意了，我若上門，她準要拉著我住下，說“空房間多的是”，可孤男寡女（雖說是姐弟，終究是男女同屋），總怕不方便。便在輪渡旁找了家賓館——竟是艘退役航空母艦改的，鐵殼子船身刷著白漆，走廊裡還能聞到淡淡的鐵鏽味。開了間單人套間，才118塊，推窗就是海，鹹腥的風撲進來，帶著鼓浪嶼輪渡的鳴笛聲，把一路的緊張都吹鬆了些。
後來去石獅進貨，在一個掛滿童裝的攤子前停住了腳。一條米白色的蕾絲連衣裙掛在最顯眼處，上面繡著小雛菊，領口鑲著細珍珠，指尖碰上去軟乎乎的，像朵雲。我忽然想起毛毛三姐家的小丫頭——那孩子是個小調皮，總愛扒在我肩膀上“騎馬”，小手揪著我頭髮，喊“駕！駕！”我總帶著她去第一副食品商場買巧克力，她吃得滿嘴都是，連鼻尖都沾著黑，我笑她“快成巧克力娃娃了”。如今她該長個子了，皮膚還是黑黑的，我總打趣她“都是巧克力吃多了，把黃皮膚染黑了”。
盯著那蕾絲裙看了半天，還是掏出錢：“老闆，這件我要了。”老闆愣了下：“小夥子，這是童裝，拿貨要十件起。”“我知道，”我笑，“就買一件，給孩子帶的禮物。”太貴了，進價要一百多，拿回去也沒法賣，可一想起小丫頭缺顆門牙的笑，心裡就軟乎乎的——權當是替毛毛疼她。老闆用牛皮紙包好，塞進塑膠袋裡，我揣在帆布包最裡面，摸上去硬硬的，心裡卻暖得很。
貨都齊了，託貨運回店裡，我又趕去上海拿之前訂的貨，再從上海轉車去常熟。在常熟的服裝市場轉了兩天，腳都磨出了泡，終於在一家鋪子的角落裡，看見幾款馬海毛大衣——淺駝色的、墨綠色的，長毛絨軟得像小羊羔，版型是利落的收腰，摸上去就知道是好東西。老闆說240塊一件，那年頭這價算頂貴的了，我卻盯著大衣看了半晌，跟老闆說：“拿十件。”
老闆眼睛亮了：“小夥子有眼光！上海人拿回去賣1800呢，你這價拿，穩賺！”
我笑了笑：“我們那小城比不得上海，我賣680就行。”680也夠貴了，但這料子和款式，城裡愛時髦的姑娘該會喜歡——毛毛穿淺駝色的，定是好看的，心裡這麼想著，就更篤定了。
從常熟出來，又折回杭州——這次是專程去找溫州街的。按著老周畫的地圖，在老城區繞了兩圈，終於在慶春路盡頭看見那棵老樟樹，枝椏長得茂盛，樹下有條窄巷，往裡走幾步，真藏著一排小鋪子，門臉不大，掛著的衣服卻都新鮮：收腰的泡泡袖襯衫、帶褶的A字裙、繡著碎花的針織開衫，都是城裡姑娘正稀罕的款式。
我挑了家掛著“溫州小吳”牌子的鋪子進去，老闆娘是個年輕媳婦，正踩著縫紉機鎖邊，線軸轉得飛快。我指著架子上的襯衫說：“大姐，我拿貨。但我有個條件——不好賣的，得給我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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