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幾位行長立刻紛紛附和，口徑出奇地一致：
農行李行長：“是啊，周組長，現在總行對房地產貸款卡得非常死，額度緊張，審批權都上收了。我們也是沒辦法，必須執行政策。”
中行王行長：“我們行的情況也類似。總行風控部門直接介入，對一些客戶的貸款進行重檢，認為風險超標的，只能要求提前收回。劃轉資金的情況，絕對是在借款合同明確約定、且客戶出現違約跡象的情況下，依法依規進行的資產保全行為，目的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建行劉行長、交行孫行長也表達了類似觀點，都強調是“執行總行政策”、“防範金融風險”、“依法合規操作”。
銀保監分局的局長則從監管角度補充道：“周組長，近年來，銀保監會確實持續引導銀行機構最佳化信貸結構，防範房地產領域過度融資帶來的風險。
各家銀行根據自身風險偏好和總行要求，調整信貸政策，屬於其經營自主權範疇。只要程式合規，符合合同約定和監管規定，我們監管部門也不好過多幹預。”
整個問詢過程，幾位行長態度恭敬，解釋“有理有據”，把所有問題都推給了“總行政策”和“風險控制”，把自己塑造成嚴格執行上級規定、堅守風險底線的“模範執行者”，完全迴避了“選擇性執行”、“針對性打壓”的核心質疑。
他們的解釋，聽起來天衣無縫，形成了一個堅固的“政策盾牌”。
問詢結束後，行長們離去。
指揮部裡，督導組的成員們面色凝重，陷入了沉思。
“周書記，看來銀行系統是早有準備啊。”一位來自省政法委的成員說道，“口徑如此統一，都把責任推給了總行和政策層面。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似乎很難追究他們個人的責任。畢竟，執行總行政策，防控金融風險，聽起來是正當理由。”
另一位來自公安系統的成員則表示懷疑：“我覺得沒那麼簡單！總行的政策是宏觀的、指導性的，具體到每個客戶的風險判斷和措施執行，主動權還是在分行。
為什麼偏偏是針對這些參與新城新區的本地房企？而且手段如此激烈，幾乎是不給活路？這背後，有沒有人為的‘精準解讀’和‘選擇性地執行’？有沒有可能，是有人利用總行的政策作為‘尚方寶劍’，行打擊對手之實？”
周正清一直沉默著，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他多年的紀檢工作經驗告訴他，事情絕不會像銀行方面說的那麼冠冕堂皇。這種高度一致的“甩鍋”行為，本身就很可疑。它暴露出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政策被工具化。
國家調控房地產、防範金融風險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到了地方執行層面，政策可能被曲解、被濫用，成為某些利益集團清除異己、進行不正當競爭的工具。
銀行成了“白手套”，用看似合規的手段，實現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可能存在“合謀”。
幾家銀行步調如此一致，針對目標如此集中，這絕不是巧合。背後極有可能存在一個協調機制，或者受到某種共同的、強大的外部壓力或利益驅使。
這個壓力源，可能來自地方政府內部的某些勢力，也可能來自更上層的金融系統內部，或者與那些試圖壟斷新城開發的外部資本有關。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們是否執行總行政策，”周正清緩緩開口，目光銳利，“而在於他們為何選擇性地、如此集中地、甚至超越常規地對特定目標執行這一政策？
總行的政策檔案是面向全國的，是原則性的。而油城銀行的做法，卻顯示出極強的地域針對性和目標明確性。這不符合商業邏輯，更不符合常理。”
他站起身，斬釘截鐵地說：“這說明，在‘總行政策’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一定隱藏著我們尚未發現的、更深層次的真相！要麼，是油城這幾家房企確實存在普遍性的、遠超同行的巨大風險（需要核實）；要麼，就是銀行系統內部或外部，有一股力量在推動和操縱這件事！”
“下一步，”周正清部署道，“第一，立即派人，秘密接觸舉報的企業主，詳細瞭解每家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負債情況、與銀行的歷史合作及糾紛細節，拿到第一手資料。第二，請求省紀委協調金融監管部門，秘密調閱總行相關的政策原文，以及這些銀行向上級行報送的關於這些企業的風險報告和審批材料，看看是否存在歪曲事實、誇大風險的問題。第三，也是最關鍵的，要秘密調查，這幾家銀行的行長、關鍵審批人員，近期與哪些外部人員，特別是與新城新區專案有利害關係的人員，有過密切接觸？是否存在利益輸送？”
督導組意識到，他們可能觸碰到了一個比黑社會性質犯罪更隱蔽、更復雜、危害也可能更大的領域——金融領域的權力濫用和腐敗。
這場較量，從街頭轉入了高樓大廈裡的辦公室，從明刀明槍變成了暗流湧動的金融博弈。
油城的水，比想象中更深。而揭開蓋子，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高超的智慧和精準的策略。
督導組的油城之戰，進入了更加錯綜複雜的深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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