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的上海，雖然作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但通訊條件依舊極其落後。
在那個年代，對於普羅大眾而言，“私人電話”完全是一個存在於想象中的奢侈品。
即便是廠長、書記級別的幹部，家裡也未必能裝得上一臺，就更別提普通的平頭百姓了。
在這座龐大城市的毛細血管——那些縱橫交錯的弄堂和街道里，維繫著成千上萬戶人家與外界緊急聯絡的唯一紐帶，就是“傳呼電話”。
所謂的傳呼電話，並不是後世那種拿在手裡的尋呼機，而是設立在街道弄堂口、由專人值守的公用電話點。
誰家要是有個急事，外地的親戚或者單位的領導把電話打到這個傳呼點，值守的傳呼員就會拿個鐵皮喇叭，或者乾脆扯開嗓子，跑到居民的家門口去喊人接聽。
如果人家不在，傳呼員還會拿著一張印著紅格子的“傳呼單”，把留言記下來，塞在門縫裡。
這年頭，可沒有後世那種隨處可見的雜貨店，因此這種傳呼點，往往就設在臨街的平房裡。
離石頭小院最近的傳呼點就在張大媽家裡。
張大媽是個苦命人，早年喪夫，膝下無兒無女，屬於典型的“五保戶”——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是街道重點照顧的物件。
街道里體恤她年紀大了，幹不了重體力活，又沒有任何經濟來源，便在規劃街道傳呼點的時候，特意把這個差事安排給了她。
張大媽家的平房正好在街口，她家那扇朝外的木格窗臺前用水泥砌了個小臺子，上面放著兩部老式的膠木撥盤電話，一部黑色，一部暗紅色。
這不僅是個傳呼站，更是張大媽活命的飯碗。
按照當時的規定，傳呼員接聽電話去跑腿喊人，就能收三分錢的傳呼費。
碰上那些聊得時間長、或者打長途的，還能再多收個一兩分。
一個月下來，雖然發不了財，但湊個幾塊錢的油鹽柴米錢，總歸是能讓這位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在這艱難的歲月裡吃上一口熱飯。
聽到張大媽那氣喘吁吁又焦急的喊聲，沈凌峰沒有任何遲疑。
他心裡很清楚，在這個通訊艱難的年代，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
如果不是遇到了十萬火急的大事，遠在京城的蘇家，絕對不可能在這個舉國歡慶的五一勞動節，硬生生地擠佔著寶貴的長途線路，把電話打到上海來。
“張大媽，您先別急，喘口氣。”
沈凌峰快步走到院門前，伸手扶住滿頭大汗的老太太。
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天然的鎮定，那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沉穩氣質，讓原本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的張大媽，不自覺地就安下心來。
“哎喲，小沈啊，大媽能不急嘛！那可是京城……京城打來的長途啊！接線員說線路緊張，最多隻能等十分鐘，過了時間就得掐線了。你快點，快點跟我走！”張大媽一邊用袖子擦著額頭上的汗，一邊拉著沈凌峰的胳膊就要往外走。
院子裡的陳石頭、劉強等人也都放下了手裡的活計，面露憂色地看了過來。
“小峰，要緊嗎？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陳石頭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甕聲甕氣地問道。
“大師兄，你們在家裡歇著，今天過節，別壞了興致。我去去就回，應該不是什麼大事。”
沈凌峰轉過頭，給了眾人一個寬慰的眼神，隨後將停在院門邊的“永久”牌腳踏車推上。
他動作利落地跨上車座，一腳踩著腳踏板，回頭對張大媽說道：“張大媽，上來，我帶您過去，這樣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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