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波深諳這一道理，因而構思出一招瞞天過海之計：讓所有人在案發前就從鶴崗“消失”。
這樣一來，等到案件發生，警方調查時若發現他們早就不在本地，自然就不會被列入嫌疑範圍。
經過他與閆文宇的反覆推敲，最終制定出一套既大膽又極具創意的方案：要讓田園和閆文宇“合理”地從鶴崗消失，徹底跳出警方未來的偵查視線。
為實現這一效果，閆文宇和田園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具體計劃如下：
田園以“出國打工”為名，閆文宇則以“外出做生意”為由，對外製造兩人均已離開鶴崗的假象。實際上，他們立即潛伏進事先在鶴崗租好的房子中，長期隱蔽不出。
而孫海波則負責租房、打探訊息、監視目標，以及為他們運送食物和生活物資，因此他必須保持正常生活不變，以免引起懷疑。
有人或許會認為，這樣孫海波就承擔了更大風險。
但由於他平時人緣好、行事穩重、頭腦靈活，完全有能力應對日常排查。真正令人擔心的，反而是另外兩人的耐性和隱蔽能力。
他們計劃隱藏數月，等待時機成熟便迅速行動，得手後再次隱匿，待風頭過去再公開現身。
作案現場力求不留下任何證據，使警方無從查起。
若最終能將嫌疑轉嫁他人、製造替罪羊，則更是理想結果。
這一計劃的確給後來的案件偵破帶來了極大困難。
1994年9月初，孫海波開始物色租房。
恰逢其妻張慧茹與一位張姓鄰居閒聊時得知，對方有位同事的丈夫姓李，夫婦二人打算去農村養豬，城裡的房子正欲出租，但希望找到可靠的租戶。
孫海波得知後喜出望外，幾天後就暗中請鄰居牽線，表達了自己想租房的意願。
這位鄰居辦事利落，很快便促成了交易。
該房位於工農區61委6號樓一單元403室，為一套獨居房。
房門貼有剪花圖案，約15平方米的起居室佈置得舒適得體：進門左側放置一張雙人沙發，床對面是九格玻璃窗，配以金絲絨落地窗簾；西側是一排軟皮沙發，東側則是一組流行的組合櫃。廚房與衛生間都整潔齊全。
月租100元，自9月13日起租，一次性預付半年租金共600元。
手續辦妥後，原房東夫婦欣然前往農村養豬，孫海波也很快將房屋收拾妥當。
隨後進入下一步計劃。
田園先對家人和親友放出訊息：“在鶴崗混不下去了，我打算去韓國打工，目前正在聯絡，差不多快辦妥了，過幾天就動身。”
當時鶴崗確實有不少人透過勞務輸出去韓國打工，因此這一理由並未引起懷疑。
閆文宇這邊則較為棘手，因他有一份正式工作。但他最終橫下心來說：“大不了工作不要了！等發了財當上老闆，什麼都有了！”
於是他在家中開始鬧情緒，逢人就說：“不想上班了，我要出去做生意！”
經過半個多月的鋪墊，10月初，田園高調宣佈“好訊息”：去韓國打工的事辦成了，即將出國。
他還感慨道：“這一去山高路遠，不知何時能回故鄉。臨走前，定要和大家痛飲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