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二十三年的初夏，洛陽城在經歷過與波斯使臣的盛大外交儀式、稅制改革的謹慎試點、以及海軍遠航的冒險探索之後，似乎迎來了一段相對平靜而充滿書香與檀香氣息的時光。若說前些年的熱鬧多關乎金戈鐵馬、國計民生、遠交近攻，那麼這一年的焦點，則更多轉向了精神與文化層面，具體而言，是一場跨越雪山與沙漠、醞釀已久的佛法東傳新浪潮。
這一日，洛陽城南的永通門外，比平日多了幾分不同尋常的喧囂與好奇。時近正午，一支風塵僕僕、規模頗大的商隊正緩緩接近城門。這支商隊與尋常往來絲路的胡商隊伍並無太大不同，駱駝和馬匹揹負著鼓鼓囊囊的貨物，護衛的武士面容粗獷，嚮導大聲吆喝著維持秩序。然而，隊伍中那幾輛覆蓋著厚實氈布、由健牛拉拽的大車，以及簇擁在車旁、身著粗陋但整潔的赭紅色或黃色僧袍、剃著光頭、膚色黝黑、高鼻深目的身影，卻吸引了所有守門兵卒和過往行人的目光。
“看！是西邊來的和尚！真正的天竺僧人！”有見識的市民低聲驚呼。
“天竺？乖乖，那可是佛爺的老家！這得有……一、二、三……七八位大師吧？看那車，裝的怕不是經書？”
“聽說前些日子就有傳言，說有大德高僧攜了真經，要進京面聖，譯經弘法，看來是真的了！”
議論聲中，商隊在城門處接受例行查驗。為首的一位天竺僧人，年約六旬，面容清癯，皺紋如同乾涸河床的裂痕，但一雙眼睛卻異常明亮平和，彷彿蘊含著無盡的智慧與旅途的風霜。他合十行禮，用帶著濃重異域口音、但語法大體正確的漢語向查驗的軍官說道：“貧僧跋陀羅（梵文Bhadra，意為“賢善”），自南天竺摩揭陀國那爛陀寺而來，攜弟子數人及部分經卷，欲往洛陽，覲見天朝大皇帝，並祈請於洛陽譯經弘法，傳播正教。此有于闐國王及沿途官府所發文牒為憑。”
軍官不敢怠慢，連忙查驗文牒，果然手續齊全，加蓋了數個西域城邦和邊境都護府的官印。他一邊派人飛報鴻臚寺，一邊客客氣氣地將這支特殊的隊伍先行引至城門附近的驛館安置，等待朝廷安排。
訊息很快傳到了宮內。正在批閱奏章的永徽帝聞報，放下了手中的硃筆，略顯疲憊的臉上露出一絲興趣。“天竺高僧？那爛陀寺？嗯……朕記得，自漢明帝白馬馱經，佛法東來，歷代皆有譯經盛事，至前朝大亂，漸衰。世祖定鼎後，雖有沙門弘法，然大規模譯經，似已中斷許久。今有高僧遠道攜經而來，亦是盛世文教之祥瑞。”他略一沉吟，對侍立一旁的太子道：“謹兒，你以為如何？”
太子袁謹這些日子正研讀歷代典章制度，對文化政策也有所思考，便答道：“父皇，佛法勸人向善，安定民心，於教化不無裨益。且天竺高僧遠來，若真攜有中土未傳之梵本，譯介過來，亦是文化盛事，可顯我朝海納百川之氣度。昔年太宗文皇帝（指袁耀）亦曾扶持譯場。只是……譯經所費不貲，且需精通梵漢之才，恐非易事。”
永徽帝點點頭：“慮得是。然譯經弘法，非止宗教之事，亦關乎與西域、天竺之文化交流，關乎帝國文治形象。這樣吧，先以禮接待，安置於鴻臚寺客館。待朕稍後抽空接見，驗其學識，觀其誠意，再定是否設譯場、規模如何。讓鴻臚寺和光祿寺好生接待，不可怠慢。”
於是，在鴻臚寺官員的妥善安排下，以跋陀羅為首的天竺僧團被迎入洛陽，暫時安置在鴻臚寺專為重要外賓準備的“四方館”中。此地環境清幽，房舍寬敞，飲食也特意照顧了他們的習慣（素食、少辛辣）。洛陽城內各大小寺院聞訊，更是激動不已，紛紛派遣代表前來拜謁、請教，一時間四方館外車馬絡繹，檀香繚繞。
數日後，永徽帝在宮內偏殿非正式地接見了跋陀羅及其兩位主要弟子。殿內佈置簡樸，焚著淡淡的檀香。永徽帝並未著朝服，只穿常服，以示親切。跋陀羅等人亦換上了相對整潔的僧衣，恭敬行禮。
“大師遠來辛苦。”永徽帝溫和開口，“不知大師在那爛陀寺，任何職司？此番東來，攜有何等經典？於中土弘法，有何期許？”
跋陀羅透過一位略通梵語的鴻臚寺譯語官（同時也是一位居士）轉述，從容答道：“陛下垂問，貧僧惶恐。貧僧於那爛陀寺，忝為‘都講’（高階講師之一），略通因明（邏輯學）、宣告（語言學）、醫方明（醫學）及般若、法相諸部經典。感於東土大乘氣象恢宏，然經典譯傳頗有闕漏，尤甚晚近百年，戰亂頻仍，舊譯散佚，新經未傳。故發願東行，攜得部分梵本貝葉經，約二百餘夾（夾為梵經計量單位），涉及《大般若經》後續部分、《瑜伽師地論》精要、因明論典數部、以及部分密教儀軌。願乞陛下恩准，於洛陽設立譯場，邀集中土博學高僧大德，共同參詳，將正法流傳，利益東土眾生。”
永徽帝仔細聽著，他對佛教義理了解不深，但對方提到的“因明”、“宣告”等“五明”之學，以及對方沉穩的氣度和清晰的表達，讓他感到這並非尋常遊方僧，而是有真才實學的學問僧。他問道：“翻譯經書，非一人之力可成。大師需要何等協助？”
跋陀羅道：“譯經大事，需‘譯主’（精通梵文、主持翻譯者）、‘證義’（驗證義理是否準確）、‘證文’（核對梵文原文）、‘筆受’（記錄譯文）、‘綴文’（潤飾文字）、‘刊定’（刪減重複）、‘潤文’（文采修飾）等職司協同。貧僧可充譯主、證文，然急需中土精通佛法義理、文采斐然之高僧大德擔任證義、筆受、綴文、潤文等要職。另需安靜寬敞之場所，充足紙墨，以及若干通曉梵語或天竺俗語之協助人員。”
永徽帝沉吟片刻。他想起秘書省和蘭臺近年正在蒐集遺書，充實藏書，譯經之舉，正可與之相輔相成，豐富帝國文化寶藏。且扶持譯經，也能向西域、天竺展示帝國對文化的重視與包容，與之前和波斯建交、探索海洋等舉措一樣，都是塑造“天朝上國”形象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透過官方主導譯經，可以將佛教活動納入一定規範，避免民間濫傳異說，影響社會安定。
“大師志弘佛法，其心可嘉。”永徽帝最終道，“朕準爾所請。著鴻臚寺於寺內騰出院落，設立譯場，所需物資，由光祿寺支應。另，詔令天下僧司，舉薦通曉經論、文筆俱佳之沙門，赴洛陽譯場參與譯經。譯場一應事務，由鴻臚寺卿總領協調，但具體譯經事宜，以跋陀羅大師及中土高僧共議為主。所譯經論，每成一部，需謄寫副本，一部送宮中覽閱，一部藏於蘭臺，一部頒予洛陽大寺供奉宣講。”
旨意一下，洛陽佛教界為之振奮。鴻臚寺迅速行動起來，將一處閒置的寬敞院落整理出來，佈置成譯場。院內正廳設為翻譯主殿，側廂作為經卷存放、校勘、抄寫及僧人休憩之所。光祿寺撥來了上好的紙張、筆墨、燈油、薰香以及每日飲食。
很快，由各地僧司舉薦或聞訊自願前來的中原高僧陸續抵達。其中最有名望的是一位法號“法顯”（此非東晉法顯，乃同名虛構高僧）的老僧，出身江南名剎，精通《般若》、《法華》諸經，文采斐然，被公推為證義和潤文的首席。另有幾位擅長因明、律學的中青年僧才也加入進來。鴻臚寺還從西市胡商中尋得兩位粗通梵漢的粟特人，以及一位早年曾隨商隊到過天竺、略懂俗語的老譯語官，作為輔助人員。
初夏的陽光透過譯場新糊的窗紙，灑在鋪著青色氈毯的地板上。主殿內，氣氛莊重而熱烈。正中設一高座，跋陀羅端坐其上，面前攤開厚重的貝葉經夾，古老的梵文符號在陽光下微微泛光。其側下方，法顯等中原高僧分坐兩旁，面前是鋪開的宣紙和筆墨。
譯經工作以一種嚴謹而富有儀式感的方式展開。跋陀羅先緩慢而清晰地誦讀一段梵文，然後由通曉者複述、解釋其字面意思。接著，法顯等證義僧根據佛教義理，討論這段經文的內涵、與其他經典的關聯、可能的歧義。義理辨析往往最為耗時，有時為了一句話、一個詞的理解，雙方會引經據典，爭論半晌，直到達成共識。確定義理後，由筆受僧記錄下初步譯文，再由綴文僧調整語序、使之符合漢文習慣，最後交潤文僧（往往由文采最好的法顯親自把關）潤色文字，使之既準確又優美，兼具宗教的神聖性與文學的可讀性。
“此處‘praj?āpāratā’，舊譯‘般若波羅蜜多’，意為‘智慧到彼岸’。然此段語境，強調其‘空’性，非僅是智慧，乃是一切法之實相……”跋陀羅指著一段經文，耐心解釋。
法顯捻著佛珠，沉吟道：“大師所言極是。然漢文‘般若’一詞，已含智慧與空性二義，沿用舊譯或許更利傳播。關鍵在於後文闡釋。貧僧以為，譯文可仍用‘般若波羅蜜多’，但於註疏中詳釋其‘空’義，以區別於一般智慧。”
另一位年輕些的僧人道：“是否可試譯‘智度無極’？或‘實相到彼岸’？或許更貼切？”
爭論在友好而專注的氣氛中進行。窗外樹影婆娑，蟬鳴初起，與殿內低沉的討論聲、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交織在一起。偶爾有負責後勤的沙彌輕手輕腳地進來添水換香，然後又悄然退下。
除了義理深奧的大經，譯場也著手翻譯一些相對短小精悍的論典和戒律文字。跋陀羅的弟子中，有一位名叫“那伽犀那”（Nāgasena，意為“龍軍”）的年輕僧人，特別擅長因明（邏輯），他帶來的幾部因明論著，引起了中原僧人的極大興趣。這種來自天竺的嚴密邏輯推理方法，對於習慣於比喻、頓悟式表達的中土佛學而言，是一種新鮮的刺激，也預示著未來佛教義學可能出現的新的辯論與發展方向。
隨著譯場工作的穩步推進，訊息傳開，不僅洛陽城內士庶前往譯場外圍觀瞻、聽聞講學的日漸增多，連一些對學問感興趣的官員、甚至東宮的屬官，也偶爾會來旁聽一二。太子袁謹在忙碌的政務學習之餘，也曾微服前來，站在譯場外院，隔著窗欞聽了一會兒裡面關於“空”與“有”的辯論，雖覺深奧，卻也感受到一種超越世俗的、追求真理的純粹精神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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