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業對土地的執念，比村裡其他同齡人都要深——他身上既有同輩人對土地的依賴，更揣著父輩們刻在骨子裡的敬畏，彷彿那片黃土地不是謀生的根本，而是融進血脈的根。楊愛國每次想起父親，最先浮現的，總是家裡那幾塊散落在各處的地：離家不遠、隔條溝的西地，種著當季的蔬菜；常聽父親唸叨的河馬窪，土層厚，種玉米收成最好；還有一礦地、二礦地，要越過黃河大橋才能到，最遠的甚至抵到黃河邊，是當年家裡最費力氣打理的田。
長輩們總說，早年去地裡全靠兩條腿。天不亮就揣著乾糧出門，走到黃河邊的地要一個多小時，傍晚再拖著灌了鉛的腿往回趕，一天光在路上就要耗掉兩三個時辰。後來生產隊有了馬車，木輪碾過土道“吱呀”響，村裡人坐在車斗裡，裹著粗布褂子聊收成，倒成了那段苦日子裡的小歡喜。再往後，腳踏車成了標配，楊守業年輕時，每天清晨都要擦乾淨車座，馱著農具往地裡趕；等楊愛國記事，家裡有了摩托車，突突的引擎聲在村口響起來，就知道父親從地裡回來了；如今更不用說，不少人家開著小轎車去種地，後備箱裡裝著水壺和點心，再也不用受趕路的罪。
短短幾十年，從步行到小轎車，去地的方式變了，可楊守業對土地的心思，半點沒改。楊愛國總聽奶奶說，爺爺當年從山西回來時，家裡連塊像樣的宅基地都沒有，更別說住的房子。爺爺憑著一股韌勁，一間房分兩次、三次蓋，今天攢夠了木料就搭個屋頂，明天湊齊了磚瓦就砌面牆，硬是在這片土地上紮了根。到了楊守業這代，這份“紮根”的情結更重，連種地的細節都透著較真——種小麥時，播種量要精確到每分地多少斤，多了怕苗擠苗，少了又怕稀拉減產；早年用牲口拉著木式搖樓播種，牲口走快了不行，搖樓的速度慢了也不行，那搖樓的手藝，在村裡只有幾個人能拿捏得準，楊守業就是其中一個。
楊守業年輕時學農活，吃過不少苦。隊裡有兩個農活好手，一個叫馮聚英，揚場的手藝是全村公認的好；還有個姓楊的長輩，整地、施肥樣樣精通。楊守業跟著馮聚英學揚場，師傅教他：“木鍁要端平，揮出去得呈一字線，風才會把麥糠吹走，麥粒落得勻。”可他剛開始總練不好，木鍁揮出去要麼歪了，要麼力氣太輕，麥糠和麥粒混在一起。馮聚英急了，拿起掃帚就往他腿上抽，“啪”的一聲，疼得楊守業直咧嘴。當時他父親就站在不遠處捆麥稈，看在眼裡卻一聲沒吭——在那代人心裡，學不會土地上的生存本領，比挨幾下打更丟人。
後來楊守業終於練會了揚場，木鍁一揚，金黃的麥粒順著風勢落下，齊刷刷鋪成一片，馮聚英這才點頭：“行了，以後這片地的揚場活，你能接了。”楊愛國長大後才懂，父親對土地的執念，從來不是傻力氣的蠻幹，而是把每一寸地、每一粒種子都當成親人來待——他會在播種前蹲在地裡摸土，判斷乾溼；會在收割後把地裡的碎麥稈撿乾淨，說“土地不能糟蹋”；甚至在後來村裡有人勸他把地承包出去時，他也搖頭：“地要是荒了，人就沒根了。”
如今楊守業年紀大了，走不動遠路，卻還總惦記著西地的菜長得怎麼樣，河馬窪的玉米有沒有灌漿。楊愛國每次回老家，都會扶著父親去地頭轉一轉，父親走在田埂上，腳步慢了，卻還會彎腰拔起一棵雜草，嘴裡唸叨著：“這地啊，你對它好，它才會給你好收成。”風掠過麥田，沙沙的聲響裡，楊愛國忽然明白，父親那輩人對土地的情結，從來不是一句“依賴”能概括的——那是他們用一輩子的汗水，在黃土地上寫下的，關於生存、關於紮根、關於傳承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