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不該沾的“人情錢”
那時候楊衛國還沒進元寶廠，在鎮上開了家小超市，日子過得不算富裕，卻也算安穩。孩子剛上小學四年級，數學老師叫蘇瑞——三十來歲，戴副細框眼鏡，說話總帶著溫溫柔柔的笑意，常跟楊衛國誇：“你家娃腦子靈，解題思路比別的孩子清楚，好好培養準有出息。”
一來二去，兩家因孩子學習的事走得近了些：蘇瑞下班順路，會幫楊衛國帶包鹽、捎瓶醬油；楊衛國也記著這份情，教師節或過節時，會給蘇瑞的孩子塞袋進口水果糖，或是搬箱牛奶送過去，算不上貴重，卻是份心意。
蘇瑞的老公叫江一博，是個遊手好閒的主兒，平時沒正經工作，總愛往楊衛國的超市湊。每次來都斜靠在收銀臺旁，夾著煙拍楊衛國的肩膀，語氣裡帶著點羨慕：“衛國，你這生意做得紅火，比我天天瞎晃強多了。”楊衛國每次都笑著打哈哈，心裡卻對江一博沒什麼好感——總覺得這人眼神飄移，說話沒個準頭，透著股不踏實的勁兒。
有天晚上快關店時，江一博又來了，還拎著瓶包裝簡陋的白酒，非要拉著楊衛國在店裡喝兩杯。酒過三巡，江一博臉漲得通紅，眯著眼湊到楊衛國跟前：“衛國，我看你這店還能再擴個貨架，進點零食飲料啥的。我這兒有3萬塊閒錢，放你這兒週轉，不用算利息，年底你給我搞包煙錢就行——咱這關係，還能讓你吃虧？”
楊衛國心裡當時就犯了嘀咕，手裡的酒杯頓了頓：“一博，我這店現在週轉得過來，真不用麻煩你。”可江一博卻擺著手，一副“你別跟我客氣”的熱情樣子，硬要把這事定下，楊衛國沒好再駁面子，只能先含糊應著。
回家後，楊衛國跟媳婦席志瑞說這事。席志瑞正坐在燈下給孩子縫校服釦子，聞言抬頭皺了眉：“我總覺得江一博不靠譜，你沒看他每次來都盯著收銀臺的錢匣子？咱跟他也就算‘認識’，遠沒到能隨便借幾萬塊的份上，這錢咱不能沾，免得日後惹麻煩。”楊衛國點頭附和：“我也是這麼想，明天我就找他說清楚，把話撇乾淨。”
可沒等楊衛國開口，第二天江一博就拎著個黑色塑膠袋，直接把錢送進了店裡。當時楊衛國去批發市場進貨了，只有席志瑞看店，她攔都攔不住，江一博硬把塑膠袋塞到她手裡：“嫂子，這錢你先收著，衛國要是跟你說啥，你就當是我的心意！咱都是熟人，還能信不過我？”
席志瑞拿著沉甸甸的塑膠袋，站在擺滿零食的貨架旁犯了難。晚上楊衛國回來，兩人商量到半夜，席志瑞嘆了口氣：“現在把錢送回去，他肯定覺得咱不給面子，說不定還得背後說咱壞話。要不先放著，過三天我取3萬塊現金，讓小花給送回去，就說店裡最近回款了，不缺錢週轉，這樣也不得罪人。”楊衛國沒別的辦法，只能應下這個折中方案。
三天後，店裡的員工劉小花按照交代，拿著3萬塊現金去找江一博。劉小花是個二十出頭的實誠姑娘，扎著馬尾辮，做事向來認真。她想著店裡有監控記錄自己取了錢，又是老闆親口吩咐的事，便沒讓江一博打欠條，只看著江一博把錢塞進了口袋，確認他說了“收到了，你回去跟你老闆說一聲”，才放心地回了店。
誰知道半年後，一張法院傳票直接寄到了家裡——江一博起訴了他們夫婦，說當年給了他們5萬塊投資款，現在超市盈利了，卻拒不歸還本金和分紅，要求他們連本帶利賠償10萬塊。
楊衛國當時氣得手都抖了，拿著傳票衝進法院，跟承辦法官蘇志鵬急聲解釋：“法官，我們只收過他3萬，而且三天後就還回去了！店裡有員工作證，當時取現金的監控我們也想調，可超市的監控只儲存三個月，早就覆蓋了！”
蘇志鵬卻板著臉，指了指江一博提交的“證據”——一張手寫的“收條”，上面寫著“今收到江一博投資款5萬元”，落款是楊衛國的名字，可那字跡歪歪扭扭，跟楊衛國的筆跡差了十萬八千里，明顯是偽造的。楊衛國急得拍桌子：“這不是我寫的！是他偽造的！”蘇志鵬卻冷冷反問：“那你們有證據證明還了3萬嗎？空口無憑，不能作數。”
他們讓江一博拿出5萬塊的銀行存取款記錄，江一博支支吾吾，只說“錢是家裡攢的現金，沒有轉賬記錄”；他們讓劉小花去作證，蘇志鵬卻打斷她的話，說“你是楊衛國的員工，證詞有偏向性，不能採信”。
後來他們才從鎮上熟人嘴裡打聽出來，蘇志鵬跟江一博是遠房表親，江一博起訴前，還拎著菸酒去蘇志鵬家“拜訪”過。最終，蘇志鵬罔顧事實，判他們敗訴，要求他們15天內連本帶利歸還江一博6萬塊——美其名曰“5萬本金加1萬利息”。
判決書下來還沒10天，江一博就向法院提了強制執行申請，要扣他們超市的貨款，還要凍結席志瑞在社群當保潔的工資卡。那段時間，楊衛國夫妻倆天天跑法院申訴，店裡的生意根本顧不上，貨架上的貨賣空了都沒來得及補，老顧客漸漸都去了別家，原本紅火的小店一天天冷清下來。
最後沒辦法，楊衛國只能咬牙把超市低價轉讓給了鎮上的熟人，湊了6萬塊還給江一博。一家人揣著僅剩的幾千塊積蓄，灰溜溜地離開了生活了十幾年的鎮子，輾轉來到城裡。他託人找關係，進了元寶電子廠當流水線工人；席志瑞在餐館找了份洗盤子的活；孩子也轉去了城郊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原本安穩的日子，就因為那筆“不該沾的錢”，徹底被打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