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塔旁的1997：一堂刻進記憶裡的法學課
1997年的夏天，熱烈得格外不同。香港迴歸的倒計時牌在全國跳動，河南大學鐵塔旁的梧桐葉，似也被這份家國熱忱染得愈發濃綠。校園裡，《我的1997》的旋律隨處可聞——食堂廣播、宿舍錄音機、傍晚散步的小徑旁，那句“我的1997年，我悄悄地走近你”，總讓師生下意識放慢腳步，眼神里滿是對新時代的期盼。
這年5月，河南大學法學院籌備的“名校法學大咖宣講周”，成了校園裡最受矚目的事。為讓學生接觸頂尖法學力量，學院聯合校辦籌備三月，從邀請名單到場地佈置反覆推敲。要知道，“五院四系”在法學界如同“殿堂”，能一次性請到這些院校的名師，在河大校史上尚屬首次。公告欄剛貼出訊息，就被學生圍得水洩不通，大家攥著筆記本逐字讀著“西南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法學院”的名字，路過的老師也忍不住笑著說“你們這屆有福氣”。
宣講周前幾天，禮堂已滿是熱鬧。每天清晨，學生提前兩小時佔座，有人搬小馬紮坐過道，有人放好書包再回教室早讀，連隔壁醫學院、文學院的學生，都藉著“找法學院同學”蹭課。講臺上，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用重慶口音把刑法案例講得像評書；武漢大學教授捧著厚法典，從法理講到現實，黑板寫滿板書；每堂課結束，學生圍著教授問問題、遞紙條、要簽名，禮堂門口的陽光裡，全是年輕學子對知識的渴望。
5月13日下午，宣講周迎來高潮——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教授（注：可根據實際姓名調整）要來授課。一週前，“王教授要來”的訊息就傳遍校園。有人在圖書館見過他編寫的《民法學教程》，法律系老師更提前“劇透”：“王教授是國家民法領域‘奠基人’之一，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委員會重要成員，好多重要法律的起草都有他的身影。”這話讓座位爭奪戰更激烈，當天中午剛過，禮堂門口就排起長隊，學生揣著問題、抱著筆記本，連後排臺階都被提前佔好。
下午兩點，王教授準時走進禮堂。他穿熨得平整的淺灰色中山裝，拎著舊帆布包，沒有前呼後擁，卻在走上講臺、掃過全場時，讓嘈雜的禮堂瞬間安靜——那是歲月沉澱的沉穩，無需言語便讓人信服。
“同學們下午好，我是王教授，今天不聊高深理論，就說‘法律和老百姓的關係’。”他的開場白沒有官樣文章，帶著北方人的爽朗。從身邊小事切入：“食堂買飯票是合同，宿舍借書記是借用關係，這些平常事背後，都藏著民法道理。”為讓大家聽懂，他舉了“祖傳花瓶買賣”的例子：“有人賣了祖傳花瓶，後來發現是古董想拿回，買方不願意鬧到法院。該怎麼判？法律保護的是‘誠實信用’，賣家自願賣出，不能因發現是古董反悔，這就是民法的‘意思自治’——自己做的選擇，就要承擔後果。”
臺下恍然大悟，法律系學生頻頻點頭記錄，文學院學生也悄悄感慨“原來法律不只是條文”。王教授越講越投入，從“花瓶案”到“鄰里宅基地糾紛”，再到“企業合同違約”，每個案例都滿是生活氣息。講到興起時，他走下講臺提問：“你們要是法官，會怎麼判？”學生站起來回答，哪怕說得不完整，他也笑著鼓勵“思路沒錯，再想細節”。
兩小時很快過去，當法律系李老師宣佈“留15分鐘互動”時，臺下響起小聲惋惜——大家都沒聽夠。王教授坐在講臺邊，接過紙條戴上老花鏡，看到一張紙條時忍不住笑：“這位同學說我是‘民法學大咖’，這可不敢當，我就是個教書的，頂多算‘法學路上的趕路人’。”謙遜的話引來看似，掌聲裡全是敬佩。
有學生起身問：“您參與立法時最看重什麼？”王教授放下紙條認真回答：“最看重‘老百姓能不能懂、能不能用’。法律不是寫給專家看的，是給全國人民看的。比如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時，我們反覆討論‘七天無理由退貨’，就是想讓老百姓買東西放心，遇事有地方說理。”
互動快結束時，王教授拿起最後一張紙條，笑容慢慢收起。他抬頭看著臺下，聲音沉了些：“這位同學問‘怎麼當不辜負良心的法律人’，這問題好，但說清要再講一下午。時間不夠，我把心裡話留給法律系同學。”
禮堂靜得能聽見梧桐葉沙沙聲。王教授走到講臺中央：“你們中有人今年畢業要進法院、律所，有人剛入學在背《民法通則》，但早晚都會成為法律人。法律是‘守護盾’——守護國家尊嚴、社會秩序，更守護老百姓的日子。就像今年香港迴歸，我們說‘依法迴歸’，因為法律能定分止爭，讓國家統一有章可循，這就是法律的力量。”
他的目光落在前排穿法律系系服的學生身上：“尤其想進審判系統的同學，將來手裡的筆，比現在的鋼筆重得多。你們寫的每個字，都關係別人的命運——可能是一個家庭的團圓，一個企業的存亡，甚至一個人的清白。千萬別被‘人情’絆腳、被‘名利’迷眼，更別忘‘為什麼學法律’。”
“我知道有人立志做‘包青天’，”王教授忽然笑了，帶著理解，“我年輕時也這麼想。可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將來你們會遇誘惑、遇‘說情的人’、遇‘難辦的案’，這時候就得靠心裡的‘秤’——這秤就是法律，是良心。”
他對著臺下比劃：“咱們法律系今年大概500個同學，我想問，30年後你們翻開當年判過的卷宗，有多少人能拍胸脯說‘我沒愧過心’？”
沒有回答，只有沉默。王教授又問：“50人呢？”依舊沒人說話，有學生低下頭看筆記本。“30人？”禮堂還是安靜，連呼吸都輕了些。
王教授沒催，等了幾秒輕聲說：“就算只有10人能做到，我也覺得值。法律的傳承，靠的就是這一個個‘守住初心’的人。我帶過的學生裡，有人在基層法院當法官，有人在偏遠地區做法律援助，他們沒名氣、沒權力，卻每天做‘對得起法律’的事。”
“將來你們要是做到了，不管在哪、做什麼，都能驕傲說‘我是王教授的學生’——我認你們。可要是做不到，忘了‘維護老百姓利益’，就算當了大官，也別跟人說認識我。”他聲音不高，卻像石子砸在人心上，“我老了就是普通老百姓，會去菜市場買菜、會遇糟心事，那時候我盼著有個法律人站出來，幫我講理、護權益。我希望這個人，是你們中的一個。”
下午四點多，講座結束。王教授收拾好帆布包，在學生簇擁下走出禮堂。陽光斜照在鐵塔上，影子拉得很長。有學生追上去要簽名，他一筆一劃寫“堅守法治初心”，抬頭笑著說：“記住，別讓老百姓等太久。”
那天晚上，法律系宿舍格外熱鬧。有人討論案例，有人在筆記本寫“30年後，我要做那10個人之一”，還有人把“維護老百姓利益”貼在書桌前。窗外的《我的1997》還在輕唱，而鐵塔旁的這場講座，像一粒種子落在年輕法律人心裡——許多年後，當他們成為法官、律師、教授時，總會想起1997年的那個下午，想起穿中山裝的老教授，想起那句“別讓老百姓等太久”。
那座鐵塔，依舊矗立在河大校園，見證一屆屆學生成長，也見證中國法治道路上，那些不曾熄滅的初心與堅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