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鎮奉安之事定下了，內閣這幾位重臣的心思，便已悄然轉向了為其擬定諡號與廟號之上。
首輔陳循率先挑明話題：“陛下，王爺，太上皇奉安之禮既定，這諡號與廟號……亦需早日議定，以奉宗廟，正天下視聽。”
諡號之制，源於周朝，通常以一二字概括，旨在評定帝王一生功過，寓含褒貶。
然而，自唐李治與武則天這兩口子，將諡號字數層層加碼。
其原本的警戒之意便逐漸淡化，淪為堆砌美言的浮誇文章。
凡是個皇帝，其諡號，必然是什麼文武廣聖仁大等字全塞進去。
至明朝，皇帝諡號已動輒突破二十字大關。
相比之下，廟號起初極為嚴謹，非有開疆拓土或中興再造之大功者不得立。
西漢十二帝，得享廟號者只有四人。
太祖高皇帝劉邦，太宗文皇帝恆，世宗武皇帝徹，中宗宣皇帝詢。
大抵開創基業者作“祖”，守成繼業者稱“宗”。
必須強調一下，我大明文皇帝，廟號是太宗！
他的皇位是從太祖那裡繼承過來的，也不知後世哪個不肖子孫，竟把他廟號給改做成祖。
而廟號到三國兩晉開始氾濫，到唐朝成型，除了亡國皇帝，人人都有廟號。
自三國兩晉起，廟號漸濫，至唐代已成常例，除非亡國之君，幾乎人人皆有。
故唐之前，多以諡號稱呼帝王，如漢武帝之類。
唐後諡號冗長，不便稱謂，便多以廟號“某宗”代指帝王。
廟號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諡號的評價功能。
此事關乎史筆定論，尤需謹慎拿捏。
若評價過高，則“土木堡”之難何以自處？
又不宜太低，畢竟是皇帝，顏面上須過得去。
最好是尋一個看似中性，實則暗含貶抑的廟號，既能保全皇家體面，亦能讓後世讀史者窺見其失德喪師之實。
陳循的思緒，與在場的于謙、徐有貞等人不謀而合。
這位太上皇，登基之初上有太皇太后張氏垂簾，下有“三楊”輔政，坐享仁宣之治的遺澤，可謂太平天子。
待其親政，不過寥寥數載，便寵信宦官王振，疏遠賢臣，最終釀成“土木堡”之變這等塌天大禍。
數十萬精銳一朝盡喪，天子淪為俘虜，京城險些不保，太祖太宗辛苦開創的基業幾乎斷送！
若非當時還是郕王的朱祁鈺臨危受命，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
這大明朝，說不得就要提前上演一遍靖康之恥，衣冠南渡的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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