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沿線沿線還好，但對於對於山西、陝西、河南大部、河北西部等廣袤的內陸地區，糧食無法透過漕運直達。
在沒有現代公路和卡車的時代，陸路運輸主要靠人力和畜力。
糧食在運輸途中，大部分都會被運輸隊伍本身在途中消耗掉。
因此，北折南本的稅收格局，成為了大明在特定地理與經濟條件下，為維繫帝國生存而做出的最不壞的制度選擇。
用南方的糧食和北方的銀錢，共同支撐起了這個政治與經濟中心嚴重撕裂的龐大帝國。
報完田賦，張鳳又說起商稅來。
“自開海以來，商貿發達。海內外收入商稅，計銀元四百零三萬塊。”
這還沒算透過海貿賺取的糧食，折色之後，估計又能增加二三十萬塊。
還有，石見銀礦今年運回來七十萬兩白銀，鑄成銀元又是逾八十萬塊。
總收入，穩穩突破五百萬塊銀元。
喜事啊，百官聽後，皆是臉露喜色。
以往的朝廷，糧食收得多，銀錢之類的貨幣卻少得可憐。
尤其是洪武朝，一年貨幣稅，只有只有幾十萬。
是的，連一百萬都沒有。
而如今，僅商稅一項，銀元收入就超過了五百萬。
這，正是朱祁鈺敢於改革俸祿制度，敢於更改官制，一口氣增設數萬官員的底氣。
國家確實是富了。
但朱祁鈺不是漢文帝，不會任由銀錢堆在庫中發黴，連串錢的繩子都爛掉。
他要把這些錢都花出去，讓錢流向民間，讓百姓手中有錢。
唯有如此，才能盤活整個經濟，讓物品真正流通起來。
還能讓那些因“折色”而苦了一輩子的北方農民，能上喘一口氣。
他們為這個帝國，付出得實在太多了。
為此，朱祁鈺準備在大明朝，開啟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基建時代。
大舉興修水利、官道、港口……利用這些超級工程，面向全國招募民工。
他就是要用這種方式，堂堂正正地撒幣，把國庫裡的錢，撒到民間去。
百姓有了錢，自然就會去消費。
是給娃兒扯二尺新布，是打一壺好久沒嘗過的酒，是給家裡添一把鐵犁。
這最樸素的慾望，便能帶動最底層的商業繁榮，最終反哺朝廷，增加商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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