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陳墨已經出現在上海。
1917年的冬天，這座遠東最繁華的商埠籠罩在一片灰濛濛的寒氣之中。
黃浦江上泊著大大小小的輪船和舢板，汽笛聲從江面傳來，在兩岸的樓宇間迴盪。外灘的西式建築群沿著江岸一字排開，花崗岩的外牆在冬日淡白的陽光下泛著冷峻的光澤。
海關大樓的鐘聲剛敲過十二響，餘音在江面上嫋嫋未散。江對岸的浦東還是一片農田和蘆葦蕩，與這邊的十里洋場隔江相望，宛如兩個世界。
走在南京路上，新舊交織的氣息撲面而來。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地從街心穿過，車廂裡擠滿了穿西裝的洋行職員和裹著厚厚棉衣的市民。電車駛過時路面微微震動，兩根架空電線在車頂擦出藍色的火花。
路邊新開不久的照相館櫥窗裡陳列著大幅黑白肖像，玻璃擦得一塵不染。
旁邊就是一家老式茶館，留著辮子的老茶客們圍坐在八仙桌旁，就著一壺龍井和一碟花生米，慢悠悠地擺著龍門陣。
寒風吹過，將街角烤紅薯攤上的焦甜香氣送到每一個角落。
賣烤紅薯的老漢穿著臃腫的棉襖，雙手攏在袖子裡，不時用火鉗翻動著鐵皮爐裡的紅薯。他的獨輪車旁邊，兩個婦人正聚在一起，一個坐在小凳子上給人縫補衣裳；另一個在街邊擺了擦鞋攤，正賣力地給一個穿西裝的年輕人擦皮鞋，刷子在皮鞋上發出沙沙的聲響。
受西方風氣影響，上海街頭已有不少拋頭露面的勞動婦女，她們靠著一雙手養活自己和家人，比內地許多地方都要開明得多。
再往前走，一個半人高的孩子挑著扁擔從人群中穿過，扁擔兩頭掛著草鞋和竹編的小玩意兒，都是自家手工做的。
孩子穿著一件大人的舊棉襖，袖子挽了好幾道，下襬幾乎拖到腳踝，臉上卻是和年齡不符的老練。他一邊走一邊用稚嫩的聲音吆喝：“草鞋——賣草鞋嘞——兩毛錢一雙——”
不等吆喝完，又有一個報童舉著一疊報紙從人群中擠過去，邊跑邊喊：“《申報》《新聞報》！剛到的《申報》！”
陳墨在街邊尋了一家酒樓坐下。酒樓共兩層，樓下是散座，樓上是雅間，木樓梯被踩得咯吱作響。他挑了二樓臨街靠窗的位子，點了一壺龍井、兩碟點心，一邊慢慢喝著茶，一邊觀察著這個時代的市井百態。
酒樓跑堂的店小二肩頭搭著一條白毛巾，腳不點地地在桌椅之間穿梭，唱菜聲響亮得像在唱戲。
陳墨在小二上茶的工夫往他手裡塞了幾枚銅元，隨口打聽了幾句上海大戶人家的訊息。
銅元到手，店小二立刻換上了一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笑臉，肩頭的白毛巾被他掄下來擦了擦手。
他將茶壺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彎著腰壓低了聲音，細數起上海有頭有臉的大戶人家來。
當陳墨問道做古董生意的蘇家之時，店小二也說的很詳細：那蘇家祖上都是做古董生意的，在古董行里名頭不小，祖上聽說還和宮裡做過買賣。這一代的家主名叫蘇景榮，今年才二十八歲，兩年前剛得了位公子。蘇家住在上海西郊，一幢三進的宅子……。這位蘇老闆為人謙和，待下人也好，街面上的人提起他都豎大拇指。
聽到“蘇景榮”這三個字，再對上做古董生意的背景，陳墨便知自己找對人了。他結了茶錢起身下樓，在酒樓門口略一分辨方向，便朝上海西郊走去。
蘇家的宅子坐落在西郊一條安靜的巷子裡，一派江南園林風格，頗為富貴典雅。
陳墨叩響門環，不多時便有管家應門，客客氣氣地將他請了進去。
蘇景榮在正廳等候。這位年僅二十八歲的蘇家家主穿著一身藏青色綢袍，外罩一件深灰色馬褂，身量清瘦，面容端正。
陳墨見了他那張臉，心中微微一動，立刻想到了電影中那位“出場最帥、死得最快”的天地會總舵主。
當然，在這個世界裡，他還有另一個身份：他是二十年後那部故事的女主角，蘇桃的父親。一個在原著中沒能活過第二集的配角，一個因家傳寶物引來滅門之禍的悲劇人物。
蘇景榮也在打量著眼前的陌生人。這位客人衣著樸素，腰間掛著一個紫皮葫蘆，打扮得普普通通。
但蘇景榮做了多年古董生意，識人辨物的眼力早已練得精熟——眼前年輕人步履從容，氣度沉穩，往廳中一站便如淵渟嶽峙，周身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超然氣韻，讓滿室的紅木傢俱都顯得俗了。
他見過不少世家子弟、商界俊傑，甚至還有前清的遺老遺少，卻沒有一人擁有這等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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