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當兵第二年的事。九四年的夏天,我剛滿二十歲,從南方老家到了東北。那個冬天差點沒把我凍死,零下三十幾度的天,哈出來的氣能在眉毛上結一層白霜,洗臉水潑出去還沒落地就凝成了冰碴。可我骨子裡有種不想認輸的勁兒,訓練成績從倒數一路往上爬,第二年開春的時候被調到了野戰部隊。
那支部隊是尖刀單位,挑的都是各個連隊冒尖的兵。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深山老林裡摸爬滾打,七天的野外生存只給兩三天干糧,剩下一半靠自己找。山裡什麼都有,野果子、溪水、蛇、不知名的蘑菇,有回一個戰友吃了不認識的菌子上吐下瀉,臉都綠了,營長罵罵咧咧地從樹上扒了層樹皮讓他嚼,才算把肚子裡的東西壓住。那會兒誰身上都有傷,膝蓋上的淤青還沒消又添了新的,夜裡躺在防潮墊上渾身疼得翻不了身,可沒人吭聲。都知道秋天有場大演習,誰掉鏈子誰就是全營的罪人。
那年六月初,上面下了通知,演習規模很大,我們營是突擊分隊。訓練量翻了倍,方陣佇列、戰術穿插、夜間急行軍,一天接一天地磨。六月中旬,營長宣佈了新一輪計劃,全營進山,七天野外拉練,出來之後沿途休整,等運輸車來接。
那七天具體怎麼過來的我記不太全了。只記得每天的腳底板都像是踩著炭火在走,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山連著山,樹挨著樹,走得人麻木了,腦子裡什麼都不裝,就是一個字:走。乾糧第三天就見了底,後頭靠溪水和野果子撐著,嘴唇裂了口子,拿舌頭一舔就是一股鐵鏽味。第七天下午從林子裡出來的時候,全營一百來號人臉上都蒙著一層灰撲撲的泥,有幾個人的膠鞋底磨穿了,拿樹皮擰的繩纏了又纏,走一步腳底下沙沙響。
上級安排我們在沿途一個村子紮營休整兩天。那村子在地圖上沒有名字,就是山坳裡一片稀稀拉拉的房子,紅磚牆,泥巴路,雞在路邊刨食,狗趴在門檻底下睡覺,幾十戶人家,住了些老人和小孩,年輕的勞動力大概都出去打工了。我們在村東頭一口老水井邊上紮了營,炊事班架起鍋燒了熱水,熱湯下肚的那一刻,我整個人像重新活過來了一樣。那天誰也沒心思幹別的,吃完就倒進帳篷裡,一覺睡到第二天日頭上了三竿才醒。
第二天中午營長開了個短會。他站在那口井的臺子上面,雙手叉著腰,臉上曬脫皮的地方還紅著。他說上級交代了一件小事,這村的村幹部反映最近夜裡老有哭聲,鬧得老百姓不敢出門,鄉里來人看過也沒查出啥名堂。他說話的時候嘴角帶著點笑,底下的兵也跟著笑起來。都是二十來歲的小夥子,槍都扛過的人,誰怕什麼鬼哭。
營長把菸頭摁在井臺邊上,拍了拍手說今天晚上都警醒著點,聽見動靜別慌,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那晚十一點多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被那個聲音吵醒了。
先是隱隱約約的一縷,細細的,像風從門縫裡擠進來時的嗚咽,然後慢慢放大,放大,變成了一個女人尖尖的哭聲。那聲音不像正常人哭的那樣斷斷續續的,而是一口氣吊著往上拔,拔到了一個尖上又落下來,落下來又拔上去,在嗓子眼和鼻腔之間來回地撕扯。村子四面環山,那哭聲撞在石壁上彈回來,彈回來又撞出去,疊了一層又一層,嗡嗡地裹在人耳朵上。
我坐起來的時候旁邊的兵也坐起來了。帳篷裡黑漆漆的看不見臉,只聽見壓得極低的呼吸聲。有人小著聲說了句這啥動靜,沒人回他。帳篷外面連狗都不叫了,風也沒有,蟲也沒有,整個村子像是死了一樣,只有那個哭聲在頭頂的群山之間蕩過來蕩過去。我在黑暗中攥著被角坐了大半宿,眼皮底下那片地上落著一小塊月光,紋絲不動。三點多的時候那聲音忽然停了,像有什麼東西掐斷了它,乾淨利落,一點餘音都沒留下。
白天的村子格外安靜。老百姓看我們的眼神跟看救星似的,又像是怕我們也被嚇跑了,欲言又止的。我們自己內部也炸了鍋,城市來的兵說是風灌了山縫,農村來的兵臉都白了,有個河南的戰友說他們老家老人講過,這種哭聲他認得,說完自己就把嘴閉上了。營長最後拍了板,說今天夜裡全營集合,十點半出發,順著聲音摸過去,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天黃昏的時候我坐在帳篷口擦槍,槍管上那塊油布來回地抹,手底下的鐵是涼的。天從橘紅變灰藍,再從灰藍變墨黑,月亮沒出來,星星讓薄雲擋了大半,村子西邊那排山脊的輪廓在天邊黑乎乎地壓著,像誰拿墨筆勾出來的。十點半哨子響了,全營一百多號人排成搜尋隊形往村中間走,腳底下的泥巴路被夜露打溼了,踩上去悶悶的。
十點四十五左右,那個哭聲又來了。開頭是一小截輕輕的試探,像誰在清嗓子,然後慢慢放開,慢慢放大,到十一點的時候跟昨晚一模一樣了,尖尖的、直直的,繞著山壁來回地彈,一聲疊著一聲。營長打了個手勢,全隊加速朝聲音方向穿插過去。我們穿過村子,家家戶戶門窗緊閉,燈全黑著,白天見過的那幾只狗全沒了蹤影,連雞窩裡都沒動靜。
那聲音開始移動了。我們往村中間走它就往村南退,我們往南追它又往更南退,始終跟我們隔著六七十步的樣子,像一隻在前面領著路。營長低低罵了句什麼,一揮手,全隊拉開距離大步攆了上去。我們穿過村南一片莊稼地,踩斷了不知多少棵玉米稈子,腳底下噼啪響著,那聲音也不遠不近地吊著,慢慢引著我們進了村外一道山溝。
那山溝窄得厲害,兩邊是幾乎垂直的石壁,灰白色的石頭摸上去滑溜溜的,上面長著稀稀拉拉的苔蘚,人貼上去根本找不到著力點。中間一條土路勉強能並排走三四個人,腳下坑坑窪窪的,大大小小的碎石硌著膠鞋底。那哭聲就停在這條窄路的盡頭方向,不往前跑了,就在原地吊著,細細地往上升,像是有什麼東西站在高處俯視著我們。
營長下令全隊停止前進,讓探照燈手把燈打上去。兩盞軍用探照燈唰地亮了,雪白的光柱撕開了前面的黑暗,把整條山溝照得跟白天一樣。光柱順著石壁往上掃,掃到地面往上十四五米的地方,停住了。
我們都看見了。
一個人貼在山壁上站著。紅色的,從頭到腳的紅,那衣裳在探照燈底下反著一層亮亮的光,不是棉布的反光,也不是綢緞的,像是刷了一層什麼東西,又薄又脆,風一吹就抖。頭髮是短的,齊耳的長度,黑黑的搭在臉兩邊。她背對著我們,後腦勺朝著整支部隊的方向,腳跟踩著光禿禿的石壁,腳尖朝前,就那麼穩穩地戳在垂直的巖面上。風從山谷穿過去,把那身紅衣裳的下襬吹得微微擺了一下,輕飄飄的,像紙片被掀了掀角。
她還在哭。
我看見我旁邊那個河南兵的槍管在抖,指頭擱在扳機護圈外面,關節白得發青。營長站在隊伍最前面,脖子上的喉結上下滾了一下,好半天才發出了聲音,沙沙的,壓得很低:所有人聽令,不準開槍,往後撤,先拉開距離。
我們一步一步往後退,腳下碎石滾動的聲響在安靜的山谷裡格外刺耳。那紅衣裳的女人的哭聲一點沒變小,甚至還高了一些,像知道我們怕了。營長帶隊退出去二十多步,站住了,又下了一道令:舉槍,對天鳴槍,準備。
一百多支步槍同時舉起來,槍口朝著黑沉沉的天空。營長喊了那個字——
槍響的那一剎那,那個紅衣裳的女人原地跳了起來。她貼著石壁往上彈,像一隻被驚飛的鳥,腳尖在光禿禿的巖面上一點就起來了,整個人往上拔了好幾米高。我們的槍聲炸響在山谷裡,噹噹噹的聲音震得人耳朵發麻,就在這一片混亂的槍響中,她又彈了一下,這一下更高了,直接躍過了山頂的那道線,一抹紅色的背影一閃,就消失在了山脊後面。探照燈手慌忙把光柱追上去,只照到空蕩蕩的山頂,灰白色的石頭在燈光下安安靜靜的,什麼都沒有了。
槍聲停了好一會兒,山谷裡的迴音還在嗡嗡地轉。沒人說話,只聽見粗粗的喘氣聲。我旁邊那個河南兵把槍放下了,蹲在地上拿袖子擦臉,不曉得是汗還是別的什麼。營長下令清點人數、檢查彈藥,所有人原地待命,探照燈不許關,繼續照著那片山頂。
我們就那麼守到了天亮。營長坐在一塊石頭上一根接一根地抽菸,菸頭明滅著,映在他那張被山風吹黑了的臉上。他什麼都看見了,可什麼也沒說。我們這些人也都看見了,可誰也沒法用訓練課上學過的任何一條知識解釋那個東西——她憑什麼能站在垂直的巖面上,憑什麼一蹦就能越過十幾米高的山頂,憑什麼那身紅衣裳在燈底下反光反得像張紙,憑什麼她哭了那麼久,嗓子不啞,氣不斷。
天亮之後我們收隊回村。那天開始她再也沒哭過了。村子安靜得跟換了個地方一樣,雞照常打鳴,狗照常在路邊趴著,老百姓出來看我們的眼神不一樣了,有送雞蛋的,有送鹹菜的,村幹部握著營長的手說了好些感謝的話。營長笑得很僵,嘴角提了一下就放下了,接雞蛋的時候手指頭頓了一下。
我們又在村裡住了四天。那四天夜裡安安靜靜的,靜得讓人不習慣。第五天早晨拔營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那個村子,紅磚牆、泥巴路、村東頭那口老井上的轆轤在風裡轉了小半圈,吱呀響了一聲。我旁邊一個戰友說了句,昨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那個紅衣裳的在山頂上跳。另一個人立刻低聲說別講了。那兩個聲音很快就被隊伍前頭的腳步聲蓋過去了,可那句話一直跟著我走了很遠。
後來演習結束了,各回各的連隊,那件事沒人再正式提過。只在偶爾喝酒的時候,幾個當天晚上在場的戰友湊到一起會低聲說幾句——那紅衣裳到底是什麼東西,到底是不是個人,誰也說不上來。有人說可能是山裡什麼成了氣候的精怪,有人說是什麼肉靈芝化形了,還有人說東北老林子裡有人參精穿衣裳的傳說。然後話題就斷了,沒人往下接。各自端起杯子把剩下的酒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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