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洛伊。我兒子第一次面對死神的時候，九個月大。剛會叫媽媽，軟綿綿的兩個音節，像含在嘴裡的糖化了。那天他在家裡玩著玩著忽然就昏倒了，手腳軟軟地垂下去，眼睛卻還半睜著，眼珠往上翻，只露出底下那一線白。醫院查出來是先天性脊椎畸形引發的急性化膿性腦膜炎，醫生說放棄吧，這孩子即便救回來，後遺症也夠你們背一輩子。
我和丈夫跪在醫生面前求他再試試。他搖頭，讓人撤了氧氣和心電監測。機器關掉的那一瞬間，監護室忽然安靜了。走廊裡別的儀器還在滴答響，可那道玻璃窗後面，只有他一個人小小的呼吸聲，輕得像風吹過窗簾。他還在喘氣，可儀器不看了，醫生不看了，所有人都不再看他了，只有我隔著那道玻璃窗死死盯著那個蜷成一團的輪廓，怕一眨眼他就會徹底不見。
我瘋了似的託人找關係，最後找到了一個剛從海外回來的年輕醫生。他沒多說話，只說可以試試，但別抱太大希望。我說你只管試，什麼結果我都認。
轉院之後我在監護室外面守了三天，沒有合過眼。椅子是鐵皮的，坐久了後背像被什麼東西硌著，骨頭縫裡泛酸。第三天夜裡，監護室的紅燈忽然亮了，醫生衝進去，二十分鐘後出來，衝我搖了搖頭。
他搖頭的時候，我看見他白大褂袖口上沾了一點深色的東西，不知道是藥漬還是別的什麼。他說你進去看看孩子吧，也許就是最後一面了。我站起來，腿是軟的，一腳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整個人往下沉了一下。忽然聽見裡面有人喊：“心電圖動了，主任快回來！”
第二次搶救開始了。我站在玻璃窗外，看著那些穿白大褂的人圍著那個小小的病床忙亂，管子、針頭、機器上的波紋起起伏伏。走廊裡燈光慘白，照在磨砂玻璃上，那些人的影子在裡面晃動，像隔著一層水膜看東西。所有聲音都變遠了，儀器聲、腳步聲、不遠處有人在打電話的聲音，全都縮成一條細細的線，然後那根線也斷了。
監護室的門開了。一個小小的身影從門縫裡出來，穿過那些垂下來的輸液管，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他明明只有九個月大，還不會走路，可他走的每一步都穩穩當當的，腳丫踩在地面上沒有聲音，像是踩著鋪平了的什麼東西走過來的。他穿著醫院那種藍白條紋的嬰兒服，袖口有點大，搭在手指尖上。他仰起頭看我，喊了一聲“媽媽”，那聲音清脆得不像是從那麼小的喉嚨裡發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我蹲下來把他抱起來，他的身體不像是嬰兒該有的重量，沉甸甸的，像他整個成年後的重量已經預先壓在了那裡。他把臉貼在我頸窩裡，嘴唇挨著我的皮膚，涼涼的，像含了一塊冰。他說：“媽媽，你別放棄我。我能活過來。你跟爸爸說，我不會走的。”他的手掌心貼著我脖子側面那塊皮膚，可掌心是冰的，那股涼意順著頸側的血管一路竄到鎖骨下面，像是從更遠的地方透進來的風，貼著骨頭慢慢滲進胸腔裡。我在那陣涼意裡抱了他一會兒，他的小手指摳著我領口的布邊，像是攥著什麼東西不肯松。
然後搶救室的紅燈又閃了一下，那個場景碎了。我丈夫從背後搖醒我，監護室裡依然圍滿了醫生。我的懷裡空了，衣領上什麼痕跡都沒留下。護士拿來死亡通知書讓我簽字，我看著那張紙，忽然不知道自己哪來的力氣，幾乎是喊出來的：“他還能救，你們再試一次！”醫生愣住了，我那時已經是在亂來了，可奇蹟就那麼發生了。那次搶救之後，他的心跳、血壓、脈搏一點一點回來了，像是被誰從下面託了一把，又像是他自己在無意識中抓住了什麼沒有鬆開的手。
第二次是六歲那年，我帶他到北京做脊椎矯正手術。手術順利，可術後第二天下午，他忽然開始抽搐——不是那種普通的抽動，是整個身體從床面上彈起來再落下去，脊背弓成一道橋，脖頸向後仰到極限，像有什麼東西從裡面把他整個人提起來了一截。監護器上的數字掉到了警示線以下，會診了兩個小時，醫生再次勸我放棄。他們說他太痛苦了，已經找不到病灶，再拖下去只是延長折磨。他們給他注射了成人劑量的麻藥，讓他安穩地睡過去，聯絡了救護車準備送我們回東北。
那天晚上九點多，一家人坐在重症室外面，沒有人說話。椅子還是那種鐵皮面，坐久了後背發涼。丈夫靠在牆上閉著眼，母親也歪著頭睡了，走廊盡頭的燈管滅了兩根，光線暗下去一截，那截暗下來的陰影正好鋪在重症室那扇玻璃門前面。我半夢半醒之間又看見了他。他從玻璃門裡面走出來，穿著那件藍白條紋的病號服，袖口還是有點長，搭在手指尖上。他走到我面前，嘴唇乾得起了一層白皮，像長時間沒有喝過水的人。他說：“媽媽，我餓。我想吃雞腿，我想吃漢堡包，我餓。”
他的聲音比上次清晰了，像一個真正的小孩在跟媽媽撒嬌，可語調裡有一種不屬於六歲孩子的東西——它太平靜了，太肯定了，像是早就知道我會在這裡等他，像是早就排練過這整段對話。他站著等我回答，手垂在身側，指尖朝下，微微蜷著。我說你想吃什麼樣的雞腿，他說了好幾遍“雞腿”和“漢堡包”，好像那是世界上他唯一想確認的事。然後他就不說話了，只是看著我，嘴唇還在微微動，像還想說什麼，又像已經說完了，剩下的那一點點聲響卡在喉嚨和唇齒之間，只差最後一口氣把它推出來。
然後我驚醒了。眼睛睜開的瞬間，走廊盡頭的陰影也恰好往回收了一點，那扇玻璃門底下透出來一小片白光亮在腳尖前面。我站起來推醒丈夫，說我看見孩子醒了，他皺著眉說我知道你難受。我沒等他再開口，轉身推開重症室的門。床上的被子拱起一個小包，那張小臉側著，眼皮正慢慢抬起來，睫毛粘在一起，像是剛從很深的睡眠裡浮上來。值班醫生跑進來做了檢查，低下頭翻了好幾遍記錄本，最後抬起頭來的表情比他兒子還震驚。
後來他康復了。醫生說那兩次完全是奇蹟，醫學上找不到解釋。我有時候還會想起他站在我面前說話的樣子，一次是九個月大說“你別放棄我”，一次是六歲說“我餓”。他每次都穿著那件藍白條紋的衣服，每次袖口都長出一截搭在手指尖上，每次說話的時候嘴唇都貼著我的耳朵，冰涼的，像是從某個很遠很遠的地方透進來的風。我不知道那兩次來找我的到底是他本人，還是別的什麼藉著他的樣子來敲門，那些話是他自己要說的，還是被什麼東西放在他嘴邊的。我只是知道，他在那兩次昏迷的時候，都準確地找到了我，並且用他那個年紀能用得上的最簡單的話，把一件決定生死的事穩穩當當地說了出來。他從來沒有說過“我要死了”，他說的是“我能活過來”和“我餓”。他每次都選了相反的方向，然後那個方向就成了現實。我不知道那是他選對了，還是有人在旁邊幫他指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