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聽不清說什麼，後來阿濤仔細一聽，汗毛都豎起來了——阿斌說的是普通話，而且是個女人的聲調，尖細尖細的，帶著哭腔。
阿濤認識阿斌好幾年了，從來沒聽他說過一句普通話。他們幾個都是潮汕老鄉，平時交流全是家鄉話，阿斌更是連普通話電視劇都不樂意看，嫌聽著彆扭。可現在這個人，頂著阿斌的臉，張著阿斌的嘴，說出來的話卻完全是另一個人。
“你們……你們是誰？”那個聲音說，“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阿濤幾個人嚇得往後退了一步，沒人敢再上前扶他。阿斌就站在那兒，手舞足蹈地比劃，嘴裡翻來覆去唸叨著那句話，聲調尖得刺耳。鬧了得有十來分鐘，阿濤壯著膽子問了一句：“你是誰？”
阿斌猛地轉過頭盯著他，那眼神冷冰冰的，跟不認識他似的。盯了足足三秒，阿斌突然咧嘴笑了，那個笑容看得阿濤心裡直發毛——那不是阿斌的笑法，嘴角扯得太大了，像是硬扯開的。
正僵持著，遠處走過來一箇中年男人，四十出頭的樣子，穿著件短袖襯衫，手裡拎著個公文包，像是剛應酬完回家。那人遠遠看見他們幾個人拉拉扯扯，以為是打架鬧事的，一邊走過來一邊罵：“幹什麼呢你們？大半夜的在這兒鬧什麼？”
走近了一看，才發現不對勁。他把幾個年輕人打量了一遍，又盯著阿斌看了幾眼，臉色就變了。
他問阿濤：“你們這朋友怎麼回事？”
阿濤把事情簡單說了一遍，從酒吧廁所到剛才。中年男人聽完，嘆了口氣：“你們幾個膽子不小，大晚上跑這兒來玩。”
說完也不廢話，突然伸手一把攥住阿斌的手腕，反關節一擰，把阿斌摁在了地上。阿斌掙扎起來，那力氣大得嚇人，中年男人一個人根本按不住，衝阿濤他們喊：“過來幫忙！愣著幹什麼！”
幾個人這才反應過來，七手八腳地把阿斌按在地上。阿斌還在掙，嘴裡嗚嗚嚕嚕的，那女人的聲音又出來了：“放開我……放開我……”
中年男人蹲下來，盯著阿斌的眼睛問：“你是誰？你想幹什麼？”
阿斌不理他，還是那副樣子，嘴裡唸叨著聽不清的話。中年男人問了幾句，見他不配合，也不耐煩了，從脖子上解下一根紅繩，繩子上掛著一塊玉牌。他把玉牌往阿斌胸口一貼——
阿斌整個人像被抽了骨頭一樣，軟倒在地，眼睛一閉，睡著了。
阿濤藉著路燈看了一眼那塊玉，比煙盒小一圈，綠色的，雕著個人形，看不太清細節，但透著股子老氣。玉牌上那根紅繩看著挺舊了，繩子邊都磨毛了。
中年男人把玉重新掛回脖子上，喘了口氣，問：“你們住哪兒？”
阿濤說了地址。中年男人說：“我送你們回去。”
阿濤千恩萬謝，幾個人把阿斌抬上那人的車，一路送回宿舍。下車的時候，中年男人沒進去，只跟他們說：“我只能幫到這兒。那塊玉不能留給你們，我自己有用。你們這朋友，明天還得鬧，你們趕緊聯絡他家裡人吧，這班他是上不了了。”
阿濤當時將信將疑，覺得也許睡一覺就沒事了。可第二天一早，阿斌醒了之後，又成了昨晚那個樣子——說話是女人的聲調，動作也變了。本來是個糙老爺們，短得不能再短的頭髮，居然對著宿舍裡那面小鏡子，一下一下地捋，那動作又慢又柔，看得阿濤幾個人渾身發涼。
這事在廠裡很快就傳開了。工友們上廁所都繞著他們宿舍走，吃飯的時候也沒人敢跟他們一桌。下午老闆把阿濤幾個人叫過去，沒問阿斌怎麼樣，直接說：“阿斌這情況，廠裡留不了。工資結清了，你們幫忙通知家屬來接人。”
阿濤心裡涼了半截，但也沒辦法，只能照做。那天晚上一點多，阿斌的爸媽從老家趕到廣州。阿濤把事情從頭到尾講了一遍，阿斌媽媽聽得直掉眼淚，阿斌爸爸臉色鐵青，一言不發。把人接走的時候，阿斌媽媽回頭看了阿濤一眼，那眼神複雜得很，有埋怨，有不捨，還有說不清的東西。
阿濤以為這事就過去了，頂多阿斌病一陣子，養好了也就沒事了。
可後來他才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
隔了幾個月，阿濤給阿斌家打電話，想問問他恢復得怎麼樣。電話那頭阿斌媽媽態度很冷淡，沒說幾句就掛了。後來輾轉聽說，阿斌徹底廢了。人變得瘋瘋癲癲，天天嘴裡唸叨的都是一個女人，說的那些話沒人聽得懂。家裡人帶著他到處找大神看，找了一溜夠，有的一時半會兒看著好了，回家沒幾天又犯。到最後，醫院確診——精神分裂。
阿濤再也沒打過電話。這事成了他心裡的一根刺，每次想起來都堵得慌。
又過了好幾年，阿濤在廣州紮下了根，認識了不少新朋友。有回飯局上聊起靈異故事，他藉著酒勁，把這段往事講了出來。滿桌人聽完都唏噓不已，唯獨一個人突然開口：“你對荔灣廣場瞭解多少？”
阿濤說：“就知道那地方邪乎，跳樓的多。”
那人說：“不是多，是有一年，一個女的穿著紅衣服從樓上跳下來，就死在廣場門口。那天晚上我下班路過，親眼看見的。躺在地上，一灘血，穿著紅衣服，頭髮短短的，齊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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