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城，家在東北一座小城。我家門口有一家工廠，生產什麼我不清楚，只知道那工廠的煙囪常年冒黑煙，落下來的灰能把陽臺染成灰色。那年我高考，學校放了十天假，我悶在家裡複習，整天對著課本發呆。
放假的第四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家，複習得頭昏腦脹，忽然想抽菸。我爸的煙藏在客廳抽屜裡，我翻出來一盒，拿上打火機，走到陽臺上，開啟窗戶，點了一根。剛抽了兩口，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巨響。
那聲音不是普通的響，是那種從地底下往上拱的、震得人五臟六腑都跟著顫的悶響。緊接著，一股熱浪夾著氣浪撲面而來，像有人拿吹風機對著我的臉猛吹，又燙又衝。我家的玻璃開始嗡嗡地抖，抖了幾下，“嘩啦”一聲，碎了好幾塊。我嚇得蹲在地上，抱著頭，耳朵裡全是嗡嗡的回聲，嘴裡發苦發乾，像吞了鐵鏽。
我縮回屋裡，躲了好一會兒才敢再出來。走到陽臺上往東邊看，幾百米外的地方騰起一團大火，火紅得發紫，濃煙滾滾地往上躥，把半邊天都遮住了。那是工廠的方向。後來我才知道，工廠的鍋爐炸了，操作失誤，壓力過大，當場炸死了好幾個人，傷了更多。那天晚上，救護車和消防車叫了一整夜。
高考結束後，我被一所大學錄取了，整天在家閒著。有一天下午，我和幾個朋友在家看恐怖片，看完之後，一個叫阿勇的忽然來了精神，說：“哎，你們還記得前陣子炸了的那個工廠嗎？裡頭死了好多人，現場還沒收拾呢。要不咱今晚去探險？說不定還能瞧見死人。”
我當時心裡就罵了一句——這什麼餿主意？我從小受奶奶影響，知道這種地方不能去，晦氣。可阿勇一說，其他幾個人都跟著起鬨，說去去去，多刺激。我要是不去，就顯得我膽小。沒辦法，硬著頭皮答應了。臨走前，我偷偷從我媽抽屜裡拿了一串珠子，她說那是從廟裡請來的，能辟邪。
晚上八點多，我們在工廠門口碰頭。工廠的鐵門上貼著封條，周圍安安靜靜的，連個路燈都沒有。我們繞到圍牆邊，找到一處矮牆，互相托著爬了進去。廠區裡一片狼藉，地上到處是碎磚、焦黑的鐵皮，還有燒糊了的不知什麼東西。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焦臭味，像塑膠燒焦的味道，又像烤肉糊了的味道，可一想到這兒死過人，那股味道就變得讓人反胃。
我們幾個人打著手電，深一腳淺一腳地往裡走。走到鍋爐房附近，有一條雜草叢生的小路。路中間橫著一雙膠靴，黑色的，高幫的，被燒得變了形，鞋底化了一半，黏在地上。阿勇在後面嚇唬我：“這鞋裡頭的人估計燒沒了，就剩這雙鞋了。”我沒理他，心裡已經後悔了。
我們繞過那雙膠靴，走到鍋爐房跟前。那房子被炸得只剩半截牆，屋頂掀飛了，鍋爐翻倒在地上，鐵皮捲曲著，像一朵巨大的鐵花。四周到處是黑色的燒痕，牆皮脫落了一大片。我看著那場景，後背一陣一陣發涼，就對大家說：“差不多了吧？咱走吧，這兒陰氣重。”他們笑話我膽小，可誰也不想再往裡走了，就轉頭往回走。
回到那條小路上時，我們發現——那雙膠靴不見了。
我們幾個清楚地記得，它剛才就橫在路中間，那麼顯眼。可這會兒地上什麼都沒有，只有幾塊碎磚。我們四處找，手電筒的光柱掃來掃去，最後在路邊一間小平房的牆角發現了那雙靴子，整整齊齊地擺在那裡，像是有人故意挪過去的。
這下所有人都慌了。阿勇聲音都變了：“誰……誰動過？”沒人回答。我低聲說：“我說什麼來著？不該來。”他們不敢接話。
我們急著找進來的那面矮牆，可轉了好幾圈，怎麼也找不到了。工廠的圍牆大部分都很高，只有那處矮牆能翻出去，可它像是憑空消失了。我們沿著牆根走，走一圈，又回到了鍋爐房前；再走一圈，還是回到鍋爐房。走了四五圈，每次的終點都是那半截破牆和那個翻倒的鍋爐。阿勇蹲在地上，聲音發抖：“完了，遇上鬼打牆了。”
就在這時，我們發現鍋爐房旁邊那一排小平房的燈亮了。那些房子黑了一晚上，這會兒忽然亮起了昏黃的燈光，像是有人在裡頭點了一盞老式燈泡。燈光不亮，暗幽幽的，可在這漆黑一片的廢墟里，格外扎眼。
我們幾個對看了一眼，誰也不敢過去。可又一想，也許裡頭有人，能給我們指條出去的路。猶豫了半天，還是決定去看看。我們排成一隊，貓著腰，躡手躡腳地靠近那排房子。走到窗戶底下，我第一個探出頭，從髒兮兮的玻璃往裡看。
燈光下，有一個人坐在地上。
他全身焦黑，像從火堆裡爬出來的。身上的衣服燒得只剩幾條破布，露出來的皮膚全是黑色的，皸裂的，像乾裂的河床，有些地方還在往外滲著透明的液體。他的臉也是黑的，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見兩個眼窩裡有一點白——那是眼白，在黑色裡顯得格外刺眼。他的手指頭蜷曲著，指甲燒沒了，指尖露出白茬茬的骨頭。
他手裡拿著那雙膠靴，正拼命地往腳上套。可是他的腳已經燒得變形了，腫得跟饅頭似的，皮開肉綻，根本塞不進靴筒。他使勁蹬，蹬不進去，又使勁拽靴筒，靴子被他拽得吱吱響。他嘴裡發出“嗬嗬”的聲音，像是什麼東西卡在喉嚨裡，又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喊。他反覆地試，反覆地失敗，動作越來越急，越來越絕望。
我們在窗外看得渾身發冷。阿勇蹲在牆根底下，眼淚都快掉下來了，用手比劃著，意思是快走，快走。我定了定神，伸出三個手指頭，比劃了一二三，然後壓低聲音說：“跑！一直往前跑，別拐彎！”
幾個人像彈簧一樣彈起來，撒腿就跑。這次沒有繞圈子，跑出去不到一百米，就看見那面矮牆了。我們連滾帶爬地翻過去，落在牆外的草叢裡，誰也沒停，一口氣跑回家。
那天晚上，我們幾個都捱了打。家長問起來，誰也不敢說實話，只說去同學家玩了。第二天，阿勇發了高燒，燒到四十度，還有兩個朋友也燒了，反反覆覆燒了好幾天。我倒是沒燒，可我做了一夜的夢，夢裡全是那個黑乎乎的人，坐在地上，拼命地穿那雙膠靴，怎麼都穿不進去。
後來我聽大人們說，那次鍋爐爆炸，有一個工人就在鍋爐旁邊，當場就被炸沒了。等救援的人找到他的時候，只剩下一雙膠靴。
那雙膠靴，就是我們那天晚上看見的那雙。
後來工廠拆了，蓋了居民樓。可每次路過那片地方，我都會想起那個晚上，想起那個焦黑的人，想起他“嗬嗬”的叫聲，想起他永遠也穿不上的那雙膠靴。他是不是一直在那兒坐著，一遍一遍地穿，一遍一遍地掉，直到有人把他的鞋挪走，直到有人發現他？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從那以後，我再也沒去過那片廢墟，也再沒在夜裡走過那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