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玲，從小在南方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裡長大。村子四面環山，幾十戶人家窩在山溝裡，進出只有一條土路。村裡人都沾親帶故，唯獨謝姨不是本村人。她是從外面嫁過來的，男人死得早，也沒留下孩子，一個人守寡過了許多年。謝姨人長得白淨，說話細聲細氣的，對村裡的小孩都很好，尤其疼我。我小時候常去她家玩，她給我炒黃豆吃，給我縫沙包，還教我唱山歌。她笑起來的時候眼角有細細的紋路，很好看。
謝姨四十多歲那年，忽然死了。頭天晚上還好好的，第二天早上鄰居見她沒開門，進去一看，人躺在床上一動不動，身子都冰涼了。什麼病死的，誰也說不清。村裡人按規矩給她辦了喪事，靈堂設在她家堂屋裡，門口擺滿了花圈。我們那兒的風俗，人死後要在家裡停靈七天，第七天出殯。
第六天夜裡，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聽見村裡炸開了鍋。有人敲著臉盆滿村喊，狗叫成一片，火把的光從窗戶縫裡透進來，一閃一閃的。我媽披上衣服就要往外跑，我一個人不敢在家，哭鬧著跟了出去。村中央的曬穀場上已經聚滿了人，火把插了一圈，照得通亮。人聲嘈雜，我聽了好一會兒才弄明白——謝姨家門口的花圈被人偷了。十幾個花圈，丟了一大半。
有人看見三個黑影抱著花圈往村西頭跑了。村裡的幾個年輕後生抄起扁擔和鋤頭就追了出去。村長站在曬穀場上維持秩序，讓大家別亂，各自回家看看丟了什麼東西沒有。可我們這窮村子，誰家裡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大家都不肯回去，等著那幾個後生回來。
過了大約半個鐘頭，村西頭的土路上出現了幾束手電光。那幾個後生跑回來了，跑得跌跌撞撞，有兩個摔了跟頭，滿身是泥，臉白得像紙。他們衝進人群，氣喘吁吁，好半天說不出話。村長給他們灌了幾口水，催著問到底怎麼了。
領頭的一個後生姓劉，平時膽兒最大，上山打野豬都不怕，可這會兒嘴唇哆嗦得厲害，話都說不成句：“追……追到半路……看見了……”
“看見什麼了？”村長問。
“那三個偷花圈的……不是人。”
人群一下子安靜了。火把噼裡啪啦地響，照著每一張煞白的臉。
後生說，他們追到村西頭的岔路口，抄近路從樹林裡穿過去，想在前面截住那三個人。樹林裡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樹枝打在臉上，誰也沒吭聲。等他們從樹林裡鑽出來，堵在土路上，手電光往前一照——就看見那三個人正朝他們走過來。月光底下，他們看得清清楚楚：走在前面的兩個，是身材極高大的男人，比村裡最高的人還高出半頭，穿著拖到腳面的黑布袍子，頭上蒙著黑巾，看不清臉。每人手裡舉著兩個花圈，一手一個，四個花圈在月光下白慘慘的，紙花被風吹得沙沙響，像活的一樣在飄。兩個男人中間，夾著一個人。那人穿著一身深藍色的衣裳，頭髮散著，低著頭，腳不沾地，被兩個男人架著往前走。那個人，正是三天前死去的謝姨。
後生說到這裡，聲音都變了調，像哭又像喊。他說，他們幾個人嚇得腿都軟了，手裡的扁擔和鋤頭差點掉了。有人想跑，可腿不聽使喚。他們趕緊躲回樹林裡，趴在一叢荊棘後面，大氣都不敢出。荊棘扎得滿手是血，誰也沒覺得疼。那三個人從他們眼皮子底下慢慢走過去，花圈的影子在地上拖得老長，可那兩個黑袍男人的腳底下，什麼影子都沒有。他們的袍子垂到地面，一動不動的，像是用漿糊漿過的硬紙板。謝姨的頭一直低著，頭髮垂下來遮住了臉，可她走路的姿勢，後生說他認得——就是謝姨生前的樣子，微微佝僂著背，兩隻手輕輕擺著，右腳比左腳拖得重一些，因為她生前那條腿受過傷。
隊伍走遠了，消失在土路盡頭。那幾個後生才敢從樹林裡爬出來，一路跑回了村子。跑回來的路上，誰也不敢回頭，總覺得身後有什麼東西在跟著。
那天晚上，村長帶著幾個膽大的男人打著火把走到村西頭，沿著土路找出去好幾裡地。火把的光在黑暗裡一跳一跳的，照著路邊的草叢和遠處的山影。什麼也沒找到。謝姨家門口的花圈，第二天早上又整整齊齊地擺回來了，一個不少。可花圈上的紙花全都朝著西邊歪，像是被風吹的，又像是被人一路拖著走的。紙花上沾著露水，可花圈的竹骨架上，有人發現了幾道深深的抓痕，像是被什麼尖銳的東西攥過。
從那以後，村裡天一黑就沒人敢出門。家家戶戶早早關了門，連狗都不敢叫，縮在窩裡嗚嗚地哼。大人嚇唬小孩，說夜裡不聽話，就會被穿黑袍的人帶走。我後來再也沒在晚上出過門，直到現在，每次回老家，太陽一落山我就把院門鎖得死死的，還要拿一根扁擔頂上。
謝姨後來被埋在了村東頭的山坡上。她的墳不大，碑也不高，碑上的字是村裡老石匠刻的，歪歪扭扭。我每次去給她上墳，都會想起那個月夜裡抬花圈的隊伍。那兩個穿黑袍的男人到底是誰？他們要把謝姨帶到哪裡去？沒有人知道。
只有風知道。可風不會說話，它只是嗚嗚地吹，吹過山崗，吹過墳頭，吹過謝姨家門口那棵老槐樹，把樹葉子吹得嘩啦嘩啦響，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