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張，北京順義人，八九年生，差一點就成了九零後。年輕時不懂事，在社會上混了幾年，身上紋了不少亂七八糟的圖案，走在街上像個二流子。後來想開了，覺得這樣下去不是個事，就洗了紋身，學了門手藝——開大卡車。學車那會兒曬得黝黑，可我心裡高興，覺得總算有正事幹了。拿了駕照，進了一家挺大的物流公司，工資不低，日子過得也算踏實。
可這份工作，我只幹了不到兩年。
那天我接到一張單子，從順義拉一車貨去山西。公司把我叫過去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說這趟活兒加錢。我一聽加錢，眼睛就亮了，說沒問題。為了多賺點，無所謂幾點發車。我提了車，開到貨場裝貨，等一切搞定，已經快晚上九點了。從順義出發，穿過河北，過了娘子關，才能進山西。等進了山西境內，差不多凌晨一點。子時，跑夜路的老司機都知道，這個點要格外小心。大車剎車距離長，晚上視線不好，容易出事。可我這人年輕，精力旺，從來不願意半路停車休息，想著連夜開到目的地。
過了娘子關，山路就多了起來。彎道一個接一個，我放慢了車速，雙手攥著方向盤，眼睛死死盯著前面被車燈照亮的那一小片路面。山風從車窗縫裡灌進來，嗚嗚的，像有人在哭。剛過一個急彎，遠遠看見路中間站著一個人。高速公路，兩側全是山，最近的人家也在幾十公里外，這人從哪來的？我挑起遠光燈，白光打在那人身上。他穿著一身黑衣服，頭髮不長，看著三四十歲的男人。他就那麼直直地站在路中間，一動不動，像是專門在等我。
大車朝那人衝過去，他沒有躲的意思。他的臉在燈光下白得發灰，像刷了一層石灰粉，眼眶深陷，看不清眼珠。我猛地向左打方向盤，車身一偏，貼著那人擦了過去。我感覺後掛好像碰到了什麼，從後視鏡裡看，那人還站在原地，一動不動。我再看一眼——另一邊的後視鏡裡，那個人消失了。不到一秒鐘，憑空沒了。兩邊是光禿禿的山，沒有樹，沒有溝，沒有藏身的地方。我的後背一陣發涼，手心全是汗，方向盤上的皮套被我攥得發澀。但車還在走，我也沒撞到他，只能繼續往前開。
大概四十分鐘後，我開進了一段盤山路。剛拐過第二個彎，我又看見了他。還是那個黑衣男人，又站在路中間，離我不到五十米。這次我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嘴唇發紫，紫得發黑，緊緊抿著。風吹不動他的頭髮，吹不動他的衣角，他就那麼站著，像一棵種在路中間的枯樹。我渾身的汗毛一根一根豎了起來，頭髮根根發緊，後背冷汗把襯衫溼透了，貼在皮膚上冰涼冰涼的。方向盤在我手裡打滑，大車開始左右甩，拖掛在彎道里晃了起來。我拼命穩住方向，車像喝醉了酒一樣在路上扭了好幾個彎，輪胎在地上發出刺耳的尖叫，焦糊味從車底飄上來。最後車子撞到了路邊的一棵樹上，虧得是車廂側面撞上去，樹被撞彎了，車沒大事，還能開。
可我已經開不動了。不是車壞了，是我整個人在發抖，抖得連腳都踩不住剎車。我熄了火，從座位底下抽出那把大安全鎖——那是我混社會時留下的習慣，車上常年帶著傢伙，鐵鎖頭足有小臂長，沉甸甸的。我攥在手裡，下了車。山風呼呼地吹，吹得我睜不開眼，可我不敢眨眼。我圍著車轉了一圈，大聲罵著髒話，聲音在山谷裡來回撞，撞回來又撞出去，像是有人在遠處學我罵人。我罵了好幾分鐘，想跟那個東西幹一架，可那人又消失了，連個影子都沒有。四周只有黑黢黢的山，只有被車燈照亮的半棵樹，只有我自己的心跳聲，“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我胸口裡敲鼓。
我喘著粗氣，覺得沒意思，轉身準備上車。手剛搭上車門把手，背後有人拍了我一下。力道很輕，可那一下像是拍在了我心臟上，拍得我渾身一僵。我猛地回過頭——一個老太太，七十來歲，個子不高，一米五幾，穿著一件深色的棉襖，領口扣得嚴嚴實實。臉上笑眯眯的，皺紋擠在一起，眼睛眯成兩條縫，嘴角往上翹著。她就站在我身後不到一米的地方，月光照著她的臉，那笑容看起來很慈祥，可在深夜的荒山裡，那笑容比哭還瘮人。
我往車門邊退了一步，後背抵著車梆子，冰涼的鐵皮隔著衣服涼得我打了個哆嗦。我哆嗦著問：“您……您從哪冒出來的？”
老太太的笑容沒變，聲音也不大，像在跟鄰居聊天，可那聲音在山風裡飄著，忽遠忽近，像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你別怕。我不是找你，我是找我兒子。我兒子就在你車上。我追了你好長時間了，一直跟著你這車。”
我的腦子“嗡”的一下炸了。她說她追著大卡車跑？她說她兒子在我車上？我車上裝的是一整貨櫃的貨物，紙箱子碼得整整齊齊，哪來的活人？我的舌頭打了結，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擠出一句：“您兒子……在我車上？”
老太太點點頭，笑眯眯的，像在說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她的頭點得很慢，下巴一下一下地往下磕，像上了發條。
我已經嚇得語無倫次了，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會重複一句話：“您自己找，您自己找找。”
老太太真就圍著我的車轉了一大圈。她走得很慢，腳底下沒有聲音，棉襖的衣角在風裡輕輕晃。我跟在後面，腿發軟，像踩在棉花上，手裡的安全鎖沉得快要提不動了。她看完，轉過身，臉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那表情變化之快，像被人揭下了一張面具，又像那笑容從來就沒存在過。她的眼睛忽然瞪大，眼珠子往外鼓，瞳孔縮成了針尖，眼眶裡佈滿了血絲。她的聲音一下子尖了起來，又尖又厲，像指甲刮玻璃：“什麼沒在你車上？你瞧得見嗎？我兒子在不在，是你能瞧出來的？”
我嚇得往後退了好幾步，腳後跟踢到路邊的一塊石頭，差點摔倒。她盯著我，聲音忽然又平了下來，可那種平比尖更讓人害怕，像暴風雨前最後一刻的寧靜，每一個字都像從嗓子眼裡硬擠出來的：“行了，你走吧。今天我們母女倆心情好，放你一馬。但我告訴你，這臺車你以後不要再開了。你要是再開它從這條路走，我不會再放過你。”
母女倆？哪來的母女倆？我腦子裡一片混亂，可最後一個字我聽清了——她讓我走。我顧不上多想，轉身拉開車門，爬進駕駛座，鑰匙捅了好幾次才捅進鎖眼，手抖得方向盤都握不住。我打著了火，連頭都不敢回，一腳油門衝了出去。從後視鏡裡往後看了一眼，老太太站在路邊，月光照著她，她還在笑，嘴角往上翹著，眼睛眯著，跟我第一眼看見她時一模一樣。
剩下的路程，我像在做夢一樣，腦子裡全是那個老太太的臉——笑眯眯的，忽然又變兇了，笑眯眯的，忽然又變兇了，兩張臉在我腦子裡來回切換，切換得越來越快，快到我分不清哪個是真的。我硬撐著把貨送到了目的地。到了地方，我渾身虛得不行，像被抽空了一樣，下了車腿都站不穩。我逮著誰跟誰說昨晚的事，卸貨的工人、倉庫的排程、門口的保安，我逮著誰都講一遍。沒一個人信我，有人笑我眼花了，有人說我開夜車太累產生了幻覺，還有人說我是編故事嚇唬他們。
我發起了高燒，不是普通的高燒，是那種從骨頭縫裡往外冒的熱，渾身痠疼，像被人打了一頓。我在旅館裡躺了一天，吃不下飯，喝不下水，翻來覆去地做噩夢，夢裡全是那個老太太，站在路邊對我笑。我跟公司請了假，把車存好，自己去醫院打了三天吊針，燒才退了下去。
這事過去小半年，我一直沒敢再提。有一天我跟幾個哥們兒喝酒，幾杯啤酒下肚，話多了起來，聊起各自遇到的怪事。我把這事說了，說完自己都覺得像編的。旁邊有個哥們兒小周，在車管所上班，雖然是臨時工，能摸到電腦。他聽完放下酒杯，看了我一眼，說：“你那車有問題，你把車牌號給我，我回去查查。”我以為他開玩笑，隨口把車牌告訴了他。
過了三天，他打來電話。我一接起來，就聽見他的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怕什麼人聽見：“兄弟，我跟你說個事，你做好心理準備。”他喘了口氣，那口氣吸得很長，像要從很深的地方把話提上來，“你那輛車，我查了。零七年五月，在山西境內出過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死了人，不止一個。具體死幾個，我這許可權看不到。但你開的這臺車，就是當年出事的那臺車。事故記錄上寫的，是一輛大貨車，車牌號跟你的一模一樣。”
我握著電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的手指在抖，抖得手機差點從手裡滑下去。
原來那個老太太說的，是真的。她追的是這輛車，不是追的我。她說她兒子在車上——那些死了的人，還在車上。他們沒有走，一直跟著這輛車，在車輪上、在貨櫃裡、在駕駛室的某個角落。那個黑衣男人，也許就是她兒子。他站在路中間，不是要攔我，是要攔這輛車。可我每一次都從他身上穿了過去，我什麼也碰不到，什麼也看不見。他的臉白得像紙，眼眶深陷，他站在那裡，也許是在等我停下來，也許是在等所有人都停下來。可他等來的，只是一輛又一輛從他身體裡穿過去的車。
後來我堅持了大半年，最後還是辭了職。我不能再開卡車了，尤其是晚上。每次坐進駕駛室，我都會想起那個笑眯眯的老太太，想起她忽然變兇的臉，想起她說“我追了你好長時間了”。我不知道她還在不在那輛車上，也不知道那輛車後來又拉過多少貨、跑過多少路。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在山西的盤山路上，她從黑暗裡走出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她的手是涼的，那種涼不是冬天吹風的涼，是那種從骨頭裡往外滲的、像冰窖裡拿出來的涼。那涼意透過棉襖，透過襯衫，透過皮膚，一直涼到我的骨頭裡。
我後來託小周幫我查過那輛車的下落。他說那輛車還在跑，換了新牌照，漆也重新噴過，看不出原來的樣子。它還在路上，還在深夜的高速公路上，拉著貨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我不知道那個黑衣男人還在不在路中間站著，也不知道那個老太太還跟在後面跑。他們等了那麼多年，還要等多久，沒人知道。
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會開那輛車了。甚至每次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同款的大貨車從對面駛來，我都會不自覺地往右邊讓一讓，往右靠一靠。我怕那個黑衣男人也在那輛車的車燈前面站著，怕那個老太太也在後面追。我怕的不是他們，怕的是他們忽然抬起頭來，看著我，認出我。然後說一句：“你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