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上海。靜安區那棟灰藍色的大廈，我在裡面待了不到半年，卻記住了一輩子。
那是我換的第七八家公司，做市場主任，待遇好，同事和善，連中央空調的溫度都恰到好處。我覺得自己終於在上海紮下了根。每天踩著高跟鞋進電梯，和不同樓層的人點頭微笑，日子過得規律又體面。走廊盡頭有一家設計公司，我認識那裡的一個小姑娘，叫唐糖。
我們是在女廁所認識的。那天她推門出來，一隻米白色的零錢包掉在地上，她自己沒發覺。我喊住她，她轉身撿起來，圓框眼鏡後面的眼睛彎成兩道月牙，連說了好幾聲謝謝。從那以後，每次碰面都會點頭，偶爾在電梯裡聊幾句，後來發展到中午約飯。她比我小兩歲，說話輕聲細語，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酒窩，像一顆剝了殼的荔枝，白白嫩嫩的。
變故是從一頓午飯開始的。
那天我們坐在公司樓下的簡餐廳，她忽然放下筷子，眼睛往左右掃了掃，像怕被人偷聽似的，壓低聲音說：“你還記得咱倆第一次認識的那個廁所嗎？”我說記得。她的聲音壓得更低了，低到我要側過耳朵才能聽清：“以後儘量不要去咱們那層的廁所。我們公司的人都知道，那間廁所鬧鬼。以前有人在裡面自殺過，好幾個同事都瞧見過。”我笑著說她神神叨叨的，大白天的哪來的鬼。她沒笑，圓框眼鏡後面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認真得不像開玩笑：“你聽我的，別去了。尤其是晚上加班，千萬別去。”
我沒當回事。可心裡到底種下了根刺。從那以後，每次走進那間廁所，總覺著陰冷。瓷磚泛著青白色的光，空氣裡有股說不出的潮溼黴味，像什麼東西在角落裡悄悄腐爛。洗手的時候，我總忍不住回頭看身後——沒人。可那種被人盯著的感覺，像一根冰涼的針紮在後脖頸上，怎麼也甩不掉。後來我也不去了，多走兩層樓梯，上樓上的廁所。
日子過了將近一個月，我漸漸把這事忘了。可那天晚上，出事了。
七點多，加班後肚子忽然絞痛起來，來不及上樓，我衝進了本層的洗手間。解決完出來，洗手的時候，門口忽然站著一個人。五十多歲的女人，臉黃得不像活人。不是曬黑的那種黃，是從皮膚底下透出來的蠟黃，像舊報紙，像放久了的橘子皮，皺巴巴地耷拉著。頭髮稀疏，頭頂露出一塊一塊灰白色的頭皮，兩個眼眶烏青發黑，眼袋耷拉著，青灰色，像兩塊淤血。身上穿著一件灰撲撲的環衛工制服，領口的扣子系得嚴嚴實實，袖口磨出了毛邊。她就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一雙渾濁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
我嚇得往後退了一步，腳下一滑，鞋跟磕在地磚上，差點摔倒。那女人也愣了一下，像是知道自己嚇著人了，呆呆地看了我幾秒，然後猛地轉身就跑。她跑得很快，可沒有腳步聲，橡膠底的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點聲響都沒有。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走廊裡，像一滴水融進了黑暗。
我站在廁所門口，腿發軟，心臟像要從嗓子眼裡蹦出來。扶著牆站了好一會兒，才鼓起勇氣衝出去，一路小跑回到公司。加班的幾個同事還在，我哆嗦著跟他們說了。一個男同事想了想，說：“哦，你說的可能是劉阿姨，咱們這層的保潔。她是有肝病，肝腹水，臉色不好看，頭髮也掉了不少。前段時間住院了，最近才回來上班。你之前沒見過她，別害怕，她人挺好的。”
我鬆了口氣。怪不得沒見過，原來是休病假剛回來的。可仔細一想，又覺得哪裡不對——她跑什麼呢？我一個好好的人，她跑什麼？
這事過去了一個多月，我徹底放下了戒備。那天下午五點多，下了班，肚子又不舒服。來不及上樓，我又去了本層的洗手間。
推門進去，看見唐糖站在窗戶邊。背對著我，面朝那扇磨砂玻璃窗。窗外是另一棟樓的牆壁，灰撲撲的，什麼也看不見。她就那麼站著，一動不動，兩隻手垂在身體兩側，手指微微蜷著。
“嘿，幹嘛呢？”我喊了一聲。
她沒應。我又喊了兩聲，她才慢慢轉過頭來。那動作很慢，很慢，像慢放的電影，脖子一寸一寸地轉。她的臉上沒什麼表情，嘴唇動了動，淡淡地說：“沒事，我在這兒待會兒。你下班了？”
我說下班了，然後進了隔間。一邊上廁所一邊隔著門跟她聊天，說今天的工作，說週末的安排。她有一搭沒一搭地應著，聲音還是那樣輕柔。我讓她走遠點，說一會兒有味道，她沒說話，我聽見高跟鞋“噠噠噠”地往外走了。那聲音不急不慢，一下一下的，在空蕩蕩的廁所裡迴盪。
等我出來，洗手池邊沒人。我以為她回了公司，擰開水龍頭洗手，水很涼，衝在手上激起一層雞皮疙瘩。我對著鏡子整理頭髮，補口紅。這時候，門口傳來一聲輕咳。是她。
“你沒走啊？我以為你回公司了。”我對著門外喊。
“沒呢，等你。”她的聲音從門口傳進來，然後高跟鞋又響了起來，“噠、噠、噠”，她走進來了。
我繼續對著鏡子照。口紅有沒有花，眼線有沒有暈。就在這時候，她從後面走到了我身邊。我側頭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又轉回去看鏡子。然後我的血一下子涼了。
鏡子裡，只有我一個人。
她站在我身後，離我不到半米，穿著那件常穿的米色風衣，圓框眼鏡，兩個淺淺的酒窩。可鏡子裡沒有她。白牆，白燈，白色的洗手檯，只有我自己的臉，驚恐地瞪著眼，瞳孔縮成了兩個黑點。我猛地轉頭看她——她就在那裡，站得好好的，歪著頭，衝我笑。
“怎麼了？”她問。
“沒、沒什麼。”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發抖。我再轉回去看鏡子。還是沒有她。
我的手開始抖，抖得口紅從指間滑落，掉在洗手檯上，骨碌碌滾了兩圈，掉進了水槽裡。我顧不上撿。我強撐著笑，說了幾句有的沒的，什麼“今天好累啊”“明天要不要一起吃飯”，一邊說一邊往門口挪。她應著，聲音還是那樣輕柔，像什麼都沒發生。可她的眼睛——我記得那雙眼睛，以前是亮亮的，彎彎的，現在看過去，裡面什麼也沒有。沒有光，沒有影，沒有我。
我不敢看她，也不敢不看。我挪到門口，說了句“我先回公司拿個東西”，然後轉身快步走了出去。腳步越來越快，幾乎是在跑。走廊裡的聲控燈一盞一盞亮起來，在我身後一盞一盞滅掉。她沒有跟上來。
回到公司，我拽住正在收拾東西的王哥，假裝問他檔案的事，眼睛卻一直往門口瞟。走廊裡空蕩蕩的，燈光白慘慘的，一個人也沒有。我在公司磨蹭了二十分鐘，才在同事的陪伴下離開。
那天晚上，我一到家就哭了。打電話給爸媽，把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我媽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斷線了。然後她說：“明天就辭職，媽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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