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唯煙把車停在那棵枯死的銀杏樹底下時，天已經快黑了。
省道拐進鄉道的那段路比她記憶裡窄了很多，兩邊的樹瘋長，枝條颳著車門，發出像指甲刮過玻璃的聲響。她開了導航，導航在那條岔路口沉默了很久，最後說了一句“前方無道路”。她沒有理會，徑直拐了進去。路越走越窄，從水泥路變成碎石路，從碎石路變成被荒草淹沒的土路。她終於看見那座火車站的時候，天色已經暗成了灰藍色。
火車站很小，灰白色的外牆皮剝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暗紅色的磚。候車室的窗戶用木板釘死了，木板上用紅漆寫著幾個大字——“此站廢棄，禁止入內”。字型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寫的。站臺還在，水泥地面裂了縫，縫隙里長出了齊膝深的荒草。鐵軌還在，鏽跡斑斑的，在暮色中泛著暗紅色的光，像兩道乾涸的血痕。站牌還在，白底黑字，寫著三個字——“落雁站”。
顧唯煙把車停在站前那塊空地上，熄了火。引擎的餘熱在冬日的冷空氣裡散得很快，她攥著方向盤，盯著那塊站牌看了很久。她是在這條鐵路線上長大的。她父親是落雁站的站長，一輩子沒離開過這個站。她小時候在站臺上跑來跑去，數鐵軌下面的枕木，從第一根數到第二百七十三根，然後跑回去告訴父親她數完了。父親蹲在站臺上抽菸，頭也不抬地說，你又數錯了吧。她不服氣，又去數，數了三遍，還是二百七十三。
後來鐵路改線了，落雁站被廢棄了。父親調去了別的站，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學，再也沒有回來過。父親死的時候她正在外地出差，趕回來只來得及看見他的遺像掛在靈堂上。她跪在遺像前面磕了三個頭，站起來，看見靈堂的角落裡放著一隻舊皮箱，皮箱上貼著一張紙條——“唯煙，站裡留了一些東西，你回去看看。”
她一直沒有回來。直到今天。
她從後備箱裡取出手電筒，推開了候車室那扇虛掩的木門。門軸發出刺耳的嘎吱聲，像一個人被吵醒之後發出的不滿的嘆息。候車室裡空蕩蕩的，只有幾排長椅，漆面剝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頭。牆上掛著一塊老舊的時刻表，玻璃碎了，裡面的字跡已經模糊了。她用手電筒照著，辨認出那上面印著的一趟趟車次——K字頭、T字頭、綠皮車、慢車，密密麻麻的，像是很多條被凝固在紙上的河流。候車室的角落堆著一些雜物，幾把破椅子、一個生了鏽的爐子、一摞發黃的舊報紙。她蹲下來翻了翻那摞報紙，日期是她出生那年。
她聽見了一個聲音。不是風聲，不是木頭的嘎吱聲，是腳步聲。從站臺的方向傳來的，很輕，很碎，像一個人穿著布鞋在水泥地面上慢慢地走。她站起來，走到候車室通往站臺的那扇門前，透過門縫往外看。站臺上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可那個腳步聲還在響，從站臺的這頭走到那頭，又從那頭走回這頭，像一個人在等車。她推開門，站臺上確實沒有人。但她看見了一樣東西——地上放著一隻搪瓷缸子，很舊，白色的漆面斑駁，缸沿有一圈暗紅色的鏽跡。她走過去，蹲下來，那隻搪瓷缸子像是被人隨手放在那裡的，缸口朝上，裡面還有半缸水，水面上浮著一層薄薄的灰，像是有人剛剛還在用它喝水，只是起身離開了一下，馬上就回來。
她把搪瓷缸子放回原處，站起來。腳步聲已經停了。風吹過站臺，吹得那些荒草伏倒又立起來，像很多人在同時彎腰又直起身子。她把搪瓷缸子撿起來，放進了自己的挎包裡。那天夜裡她沒有走。她在候車室的長椅上躺下來，蓋著一件舊大衣，睡了過去。半夜的時候她被凍醒了，坐起來，看見月光從窗戶的縫隙裡漏進來，在地上畫出一道一道細細的白線。白線的盡頭，站臺的方向，有一盞燈亮著。不是手電筒的光，是那種老式的煤油燈，橘黃色的，一搖一晃的，像一個人提著燈籠在走。她走到門口，那個提著燈籠的人已經走到了站臺的盡頭，正在朝鐵軌延伸的方向慢慢地走去。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很厚的積雪上。她喊了一聲，那個人沒有回頭，繼續走，走到站臺盡頭，消失了。
天亮了。她走到站臺盡頭，地上什麼都沒有，只有那些鏽跡斑斑的鐵軌和齊膝深的荒草。她不知道昨天晚上看見的那個提著燈籠的人是誰，也許是父親，也許是別的什麼。她只是覺得，從她把那隻搪瓷缸子裝進挎包裡的那一刻起，她就在這座車站裡住下了，每天晚上都會在那個站臺上走一走。腳步聲很輕，很碎，像一個人在尋找著什麼。她不知道她在找什麼。她只是覺得，從她走進這座廢棄的車站的那一天起，她就再也不是她自己了。她是那個提著燈籠的人，是那個在站臺上走了一整夜的人，是那個永遠在等一趟永遠不會來的列車的人。
她後來聽說，那座車站在1968年出過一次事。一列火車在距離車站十幾公里的地方脫軌了，車廂翻進了山溝裡，死了很多人。那趟車是夜班車，從省城開往邊境的，經過落雁站的時候應該是凌晨兩點多。出事以後，鐵路局在那段彎道加裝了防護欄，改了幾條線路，又過了幾年，這一段鐵路就整體廢棄了。可是，有人說，那趟列車其實沒有完全翻進山溝裡。它的一部分車廂還在，在某個被遺忘的岔道上，被荒草和灌木叢蓋住了。那些車廂裡還有人。不是活人，是死人。他們的魂困在車廂裡了，在那節永遠到不了站的車廂中，日復一日地坐著，等著列車重新啟動，等著車窗外重新出現落雁站的站臺。
顧唯煙在落雁站住了七天。她每天白天清掃站臺，用手拔那些齊膝深的荒草，把那些從候車室牆壁上剝落下來的牆皮一塊一塊地剷掉，用水沖洗地面，用砂紙打磨那些鏽跡斑斑的座椅。她做這些的時候，總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沒有意義的事。這車站已經廢棄了，不會再有人來，她打掃得再幹淨，也不會有人看見。可她停不下來。她覺得自己像在做某種儀式，一種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儀式，一種需要她把這座車站從廢墟里一點一點地摳出來、擦乾淨、讓它重新站起來的儀式。她不知道做完這個儀式以後會發生什麼，也許父親會從某個角落裡走出來，在站臺上蹲下來，點一根菸，頭也不抬地對她說，你又數錯了。那時候她會笑著對他說，我數了三遍，就是二百七十三根。他會在那裡，在落雁站的站臺上，和她最後一次認真地對視。那一刻，她願意相信有些東西不是被拆掉，只是被藏起來了。
顧唯煙收拾好行李，把那隻搪瓷缸子從挎包裡取出來，放在候車室的長椅上，最後看了一眼這座她父親的、也是她自己的車站。陽光很好，站臺上的荒草已經被她拔乾淨了，鐵軌上的鏽跡被砂紙磨掉了一層，露出底下暗沉沉的金屬光澤。她關上候車室的門，把門栓插好。她走到車前，拉開車門，在坐進去之前，她回頭看了一眼。那扇她剛剛關上的門，門縫裡透出一線橘黃色的光，像有一盞燈在候車室裡亮著。她沒有再進去看。她發動了車，沿著那條被荒草淹沒的土路離開了落雁站，再也沒有回來過。
她後來再也沒有回過落雁站。父親留下的那隻舊皮箱被收在閣樓裡，再也沒有開啟過。她結婚了，生了孩子，日子過得忙碌而普通。可她每天晚上都會在夢裡回到那座車站。她夢見自己站在站臺上，月光很亮，照得鐵軌白花花的。站臺的盡頭站著一個提著燈籠的人，背影佝僂，穿著深藍色的鐵路制服。她喊了一聲，那個人轉過身來，那張臉不是父親的臉，是她自己的臉。她站在站臺盡頭，手裡提著一盞煤油燈，鐵軌在她腳下延伸，通向一片濃得化不開的黑暗。她等著那趟永遠不會來的列車，等著那些永遠困在車廂裡的亡魂從黑暗中走出站臺。她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她只知道鐵軌會一直延伸到某個她看不見的地方，而那趟列車會一直開下去，永遠不會到站。
顧唯煙在省城住了半輩子，從不跟任何人提起落雁站。連她丈夫都不知道她父親以前是火車站的站長。她把這些事和那些搪瓷缸子一起，鎖在了心裡的某個抽屜裡，再也不開啟。可有一年冬天，她的孩子半夜發高燒，她抱著孩子去醫院，在急診室的走廊裡等報告的時候，她看見牆上掛著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是一座火車站，灰白色的外牆，候車室的窗戶上貼著封條，鐵軌上長滿了荒草。照片下面有一行字，很小，印在銅牌上——“原鐵路系統廢棄車站落雁站舊址，攝於1998年。”那不是一張舊照片，是一張近照，在它被廢棄了很多年以後拍的。那些荒草比她在的時候更高了，站牌上的字跡已經完全模糊了。照片裡沒有提著燈籠的人。
那天夜裡，顧唯煙做了一個夢。她夢到自己坐在那趟列車裡，車窗外面是濃得化不開的黑暗。車廂裡沒有燈，只有座位上的那些輪廓模糊的乘客，他們不說話，不動，像一排排被固定在座位上的蠟像。她站起來，穿過那些沉默的乘客，走向車廂盡頭。車廂盡頭是一扇緊閉的門。她推開門，外面是站臺，月光很亮，照得鐵軌白花花的。站臺上站著一個人，背影佝僂，穿著深藍色的鐵路制服。她走過去，那個人轉過身來，是父親。他看著她，笑了。
“你來了。”
她點點頭。“我來了。”
父親指了指身後那趟列車。“這趟車不走了。它永遠停在這裡了。”
顧唯煙站在站臺上，看著那扇敞開的車門，車門裡面那些沉默的乘客還坐在座位上，像一排排等待檢票的木質人偶。那些乘客慢慢轉過頭來，看著她。窗玻璃映出她身後站著的那一排排新乘客，和那些老乘客一樣沉默、一樣沒有五官。她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時候來的，也不知道他們的車票上印著的是哪一個終點的名字。她只是覺得，這座車站她守了這麼久，也該輪到她上車了。
顧唯煙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高燒的孩子躺在旁邊的病床上，輸著液，睡得正香。她站起來，走到窗邊，拉開窗簾。窗外是灰濛濛的城市天際線，那些高樓的輪廓在晨霧中若隱若現。她不知道夢裡那趟列車到底開往哪裡。她只是覺得，從她走進落雁站的那一刻起，她就註定要成為那趟列車的一部分了。那趟列車永遠停在那裡，停在那條被廢棄的鐵路線上，停在那些再也到不了站的乘客的記憶中，停在那些在站臺上提著燈籠等了一整夜的人的世界裡。她等了一輩子，終於等到它來了。
很多年後，她的孩子長大了，有一天收拾閣樓，問她那隻舊皮箱裡裝的是什麼。顧唯煙說沒什麼，只是你外公以前在火車站用過的舊東西。孩子開啟皮箱，裡面是一套疊得整整齊齊的深藍色鐵路制服、幾本發黃的筆記本、一隻褪了色的搪瓷缸子，還有一張黑白照片——她年輕時候、還沒有皺紋、沒有白髮的她穿著那套制服，站在落雁站的站臺上，手裡提著一盞煤油燈，身後是一列正在緩緩駛離站臺的綠皮火車。孩子不認識照片上的那個人，說這不是你吧。顧唯煙接過照片，看著那個穿制服的年輕女人，覺得她像另一個人，一個她從未見過卻如此熟悉的人。她不知道那是她自己的過去，還是她在那趟列車上睡著時所做的夢。她把照片翻過來看背面，背面上用鉛筆寫著一行字，是她父親的筆跡。
“唯煙，你來了。你替我把這趟車等到了。”
那張照片被放回了皮箱裡，被鎖進了閣樓最深處。她再也沒有開啟過。可她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都會覺得自己的手心裡還攥著一張車票，車票上的目的地被磨損了，看不見了。她不知道那趟列車到底開往哪裡，不知道那些沉默的乘客後來有沒有下車，不知道那個提著燈籠的背影在站臺的盡頭等了她多久，等她來這趟列車裡坐一坐。然後，在某個她看不見的站臺上，她父親會在那裡等她，手裡提著一盞煤油燈，橘黃色的，一搖一晃的，像一個人提著燈籠在走。他看到她來了，會轉過身來，像那時候一樣蹲下來，在站臺上點燃一根菸，頭也不抬地說一句：“你來晚了。車已經開了。”
她不知道那趟列車還會不會再回來。她只知道，從她把那隻搪瓷缸子放回長椅上的那一刻起，她就再也不是那個在站臺上等車的人了。那些她以為早已散去的、混著煤煙和柴油的氣息，還留在這條鐵軌的每一道鏽痕裡。她坐進了那趟永遠不會開走的列車裡，成為了其中一名再也無法下車的乘客。她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來，看著窗外那座灰白色的、被荒草淹沒的車站，看著站臺上那個穿著深藍色鐵路制服、手裡提著一盞煤油燈的人影，看著他慢慢朝她的方向舉起手，揮了揮。
顧唯煙坐在那趟永遠不會開走的列車裡，靠窗的座位，窗外是落雁站的站臺。站臺上那個人還在揮手，她的影子映在車窗玻璃上，和外面那個提著燈籠的人影重疊在一起，也朝她揮了揮手。她把車窗推開一條縫，探出頭去喊了一聲：“爸。”那個人影沒有回應，只是繼續揮手，舉著手裡那盞橘黃色的煤油燈，照向這節車廂。燈光照進車廂，照亮了那些沉默的乘客的臉，那些面孔像被撒了一層月光。她一個個地望過去，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上，終於看見了那個她一直在找的人——一個年輕的女人，穿著深藍色的鐵路制服，手裡捧著一隻搪瓷缸子，正朝她這邊望過來。她記得那隻搪瓷缸子，那是她許多年前放在候車室長椅上的那隻，缸沿有一圈暗紅色的鏽跡。那個女人不是她，卻長著和她一模一樣的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