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像張三這樣，身份清白（經過審查）、安心務農或從事手工業的漢人移民。
他們是社會生產的主力，承擔基本的賦稅和徭役，但其社會地位和享有的資源，明確低於前兩個階層，除非自願加入軍籍或者成為預備役。
但他們也被承諾，只要安心生產，支援侯府大業，其子孫後代亦有透過立功（主要是軍功）或考入軍中文書、工匠等崗位晉升階層的可能。
其實這個團體的地位只是針對前兩個特殊團體，本質地位依然沒有太大區別。
第四階層，自然是歸附各族，包括少量歸順的韃靼部落。
他們被允許在指定區域生活，承擔最重的賦稅和徭役，其行動受到一定限制。
但相比他們以前在部落裡的生活，依然得到了巨大改善。
在民事福利法律上，涉及漢人與“歸附民”的糾紛，官府會明顯偏向漢人。
沈川的策略是“用其力而抑其勢”，利用他們的技能，但嚴格防止其坐大，並透過各種手段，潛移默化地強化其“次等”地位，最終目標或是同化，或是邊緣化。
這套赤裸裸的、以民族和軍事貢獻為標尺的社會分層，雖然殘酷，卻在短期內極大地凝聚了佔據人口多數的漢民，尤其是將軍人階層打造成了社會的標杆和既得利益群體。
光有制度還不夠，更需要思想的統一。
沈川授意周靜的內衛系統和王文輝的文教系統，聯手開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宣傳運動：
首先歷史敘事的重構： 官方的蒙學堂、軍中宣講乃至市井說書人，開始系統地講述“漢家輝煌”與“胡騎肆虐”。
從衛青霍去病封狼居胥，到五胡亂華的慘痛，再到蒙元時期的壓迫，以及當下建奴、漠南韃靼乃至西域葉爾羌、準葛爾對漢民（或潛在）的威脅。
歷史更是被有選擇地、甚至加以渲染地呈現，核心目的就是激發漢民族的集體悲情與復興渴望。
葉爾羌汗國阿不都克沉迷酒色，幾句蔑視漢家的言論，被刻意放大傳播，更是激起了普遍的敵愾之心。
第二便是“華夷之辨”的更加極端化： 傳統的華夷之辨被推向極端，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漢文化逐漸被塑造為唯一先進、文明的代表，而其他游牧或西域文化則被貼上“野蠻”、“落後”、“未開化”的標籤。
漢人的農耕定居生活被視為正道，游牧劫掠則是需要被征服和改造的陋習（事實的確如此）。
這種論調，為未來的軍事擴張提供了“文明徵服野蠻”的合法性外衣。
英雄崇拜與軍功榮耀： 沈川本人的形象被刻意神化，從“漠南戰神”到“漢家希望”，他的一言一行都被賦予象徵意義。
軍中大力表彰立功將士，不僅物質重獎，更給予極高的榮譽。
陣亡將士被隆重祭祀，入祀“英烈祠”，其家屬享受持續撫卹和尊崇。
這種“功名但在馬上取”的氛圍，使得從軍報國成為河套年輕男子最嚮往的出路。
再是文宣體系的構建： 除了傳統的告示、說書，一種名為《靖北旬報》的粗糙印刷品開始在小範圍內流傳。
上面登載侯府政令、戰功表彰、以及充滿鼓動性的評論文章，反覆強調“漢家子弟當奮起”、“以手中火銃犁取我族生存空間”、“雪歷史之恥，復漢唐之疆”等觀念給人到來極大的使命感。
在這一系列物質與精神的雙重作用下，一個帶有濃厚軍國主義色彩的“公民兵”社會雛形，開始在河套顯現：
全民皆兵意識，不僅是正規軍，就連屯田的民兵，官營作坊的工匠，都被告知他們是漢民族復興事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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