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自然是朱高燧親筆所寫。
大致內容是說“平江衛將領私設賭坊的事朕已經知道了，不日會有巡按御史下去，涉案軍民一律會被直接押解進京受審，你既然替朕巡幸中江平原，一定要與當地官員好好配合，做好軍民的安撫工作，儘量趁著天黑的時候把涉案軍民帶走，這樣才不會引起當地軍民的恐慌。另外，務必傳達朕的治國理念，要讓安置地的百姓們休養生息，地方官府不要瞎折騰百姓，必要的路橋水渠務必一次修好，不可反覆折騰。”
“聖君治世！”
程之達腦海中忽然冒出了一個讓他振奮不已的念頭。
他越想越覺得朱高燧治國風格，與儒家傳統觀念裡的聖君如出一轍。
“聖君治世”是一個源自華夏古代政治哲學與歷史評價的概念，它由兩個核心部分組成，即“聖君”和“治世”。
簡單來說，它指的是由具備極高道德與智慧的君主透過正確的治理手段，所開創和維持的國家強盛、百姓安居樂業的理想社會狀態。
在儒家傳統中，聖君不僅是權力的擁有者，更是道德的化身。
他們必須具備“內聖外王”的品質，即內在有修養極高如仁德、智慧、勤政、廉潔的品德，外在能將這種德行轉化為治理國家的功業。
比如《管子》中認為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老子則推崇聖君“處無為之事”，讓百姓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刻意干預，卻能自然安居。
聖君治世強調“為政以德”和“無為而治”。
這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指君主不妄為、不折騰，順應天道與民心。
朱高燧說過“亂世用重典的話”，甚至還說過“這是效法太祖皇帝”，但在他實際治國過程中，往往更強調依靠道德教化和禮樂制度來引導鄉村市井的社會風氣，而不是單純依賴嚴刑峻法。
他對待違法的華夏軍民，基本上都是從輕發落，只是對窮兇極惡者或土著才會“重拳出擊”。
朱高燧勤政愛民，選賢舉能，君臣之間相知相助，目前聖明的官吏考核嚴格，官場上的腐敗極少，畢竟官員們靠俸祿過的就很體面，而聖明的民間商人根本不成氣候，有實力的商人全是聖明的官商。
與此同時，朱高燧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鼓勵農業生產。
放眼目前的聖明全國，來到聖洲超過一年的百姓，每戶手中都有存糧，而且官府庫府充盈。
由於聖明不存在土地矛盾，同村寨內的偷盜現象幾乎絕跡，刑罰往往被閒置，百姓們對聖明朝廷心悅誠服，社會風俗淳樸。
換言之，這時的聖明，在行政體系成熟的地方，早就已經現出了孟子所說的“昇平世”景象！
孟子眼中的“昇平世”，即小康社會，核心是百姓擁有“恆產”並接受“恆教”。
具體而言，每戶擁有“五畝之宅”和“百畝之田”，宅院種桑養畜，田地勤耕不輟，確保五十歲能穿絲綢，七十歲能吃上肉，全家不飢不寒。
在此物質基礎上，國家推行“庠序之教”，向百姓反覆申明孝悌之義，使社會形成尊老愛幼、和睦有序的道德風尚。
最終，整個社會達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安居樂業的富足與和諧狀態。
程之達眼中的聖明直隸三府治下的百姓，就是這樣一個“昇平世”的生活狀態。
雖然直隸三府治下的百姓每戶只有三十畝到五十畝不等的地，但加上數畝菜地，以及農閒時朝廷僱人修路、修水渠、修城等都給工錢，所以百姓們的日子過的都很好，家家都蓋上了灰磚瓦房。
那裡的孩子們也都有蒙學堂讀書，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孩子也可以考入縣中學堂繼續讀書，成績優秀者甚至會考入位於京師的工科書院，畢業就是舉人身份。
“程卿，害蟲註定會被消滅。”
朱瞻堂從程之達手中接過密信，將信重新放回袖袋，然後點到為止地說道：“北江省的百姓，孤就交給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