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百姓自願改種、官府保障供糧、絲綢順利交貨，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可是，胡宗憲在浙江待了十一年，對這片土地的瞭解，比京城裡任何一個坐在衙門裡翻賬冊的人都深。
他知道“百姓自願”四個字，在浙江意味著“不可能”。
不是百姓不講理，而是百姓算得清賬。
一畝水田，種稻，年收三石，五畝地一年的收成，足夠五口之家吃一年，甚至還有結餘。
改種桑樹，頭兩年無收成。
百姓不傻，算得清這筆賬，誰會自願改？
除非他們被逼到不得不改。
而逼他們的人，胡宗憲已經看到了。
鄭必昌的“以改兼賑”，何茂才的“斷糧路”，馬寧遠的執行力。
這些東西，不需要胡宗憲去打聽，它們自己會浮上來。
官場上沒有秘密，尤其是那些覺得自己做得天衣無縫的人，往往是最先露出破綻的人。
胡宗憲把毛筆擱在筆架上，端起涼透的茶，喝了一口。
茶又苦又澀，涼得像一盆冰水澆在嗓子眼裡。
他放下茶碗，重新拿起毛筆，繼續寫道：“……臣非反對改稻為桑，實乃浙江之地、浙江之民、浙江之時勢，均不容操切。臣懇請陛下恩准，將改稻為桑之期延至兩年，使百姓有轉圜之餘地，使官府有籌糧之時間，使國策有推行之根基……”
寫到這裡，胡宗憲又停了。
因為他知道，這份奏疏到了京城，皇帝不一定能看到。
顏示範是戶部左侍郎，通政司呈上來的奏疏，凡涉及改稻為桑的，他一定會先過目。
看到胡宗憲上疏“懇請緩行”，他必然會壓下。
一份被壓下的奏疏，等於沒有寫。
不過，胡宗憲還是寫了，因為他必須寫。
哪怕這份奏疏被壓下，哪怕它永遠不會出現在朱厚熜的御案上，他胡宗憲必須留下一份文字，白紙黑字，說清楚如果強推改稻為桑的話，浙江必出亂子。
這是他對浙江的責任，也是他對自己的交代。
他是顏松提拔的，但他不是顏黨。
這個區別，京城裡很多人看不清，可是胡宗憲自己清楚。
他做官不是做顏松的官，他是大明的官，是浙江百姓的官。
他寫完最後一個字，擱下筆，將奏疏摺好裝入封套。
胡宗憲放下奏疏，站起身，走到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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