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知道，完全依靠水師船隻進行遠至南洋的勘測，目前力有不逮，且風險太高。
他採取了“官民合作，重金求購，專家彙集”的策略。
一方面，他以制置使司名義，發出公告，以重金懸賞，徵集民間海商、老船主、退休舟師手中秘藏的“海道針經”、“更路簿”以及私繪海圖。
承諾只要獻出，經核實有用，必有厚賞，且原物抄錄後即可發還，絕不強佔。
此令一齣，果然吸引了不少持有秘本的家族或個人。
有些人是為了賞金，有些人則是希望為國家海防出力，換取家族子弟入仕或經商便利。
另一方面，張俊邀請常駐廣州、泉州，經驗最為豐富、航行範圍最廣的幾位大食、波斯蕃商首領，以及宋人海商巨賈，到制置使司衙門座談，以禮相待，懇請他們提供從廣州或泉州出發，前往占城、真臘、三佛齊、闍婆、乃至天竺、波斯灣、東非的主要航線的詳細資訊，包括航向、航程、季風利用、沿途停靠港口、淡水食物補給點、危險海域、當地風土人情乃至可能的海盜出沒區域。
作為回報，張俊承諾在他們的商船進出港、貨物抽解等方面給予一定便利，並保證其航行安全。
同時，張俊還查閱了官府收藏的所有前代航海記載，如《嶺外代答》、《諸蕃志》等書中相關部分，與民間收集來的資訊相互印證。
來自勘測船隊的近海資料、民間徵集的秘本、蕃商海賈的口述、前代文獻的記載……浩如煙海的資訊，全部彙集到廣州制置使司行轅特設的“海圖總局”。
這裡集中了數十位精通地理、算術、繪圖乃至番語的文人、官吏，在幾位德高望重、畢生研究海道的老舟師、老船主指導下，進行著艱苦的整理、比對、甄別、繪圖工作。
他們需要剔除那些明顯荒誕不經的傳說，需要判斷不同來源資訊之間的矛盾，需要將口述的航向和航程轉化為相對精確的圖示。
他們採用“計裡畫方”的網格法，以泉州或廣州為基準點，結合星辰測量資料，試圖建立一套相對統一的座標系。
對於遠洋航線，他們繪製了“針路圖”，用連續的箭矢符號標註主要航線和航向，並在沿線標註重要地標、島嶼、港口、水深、風向等資訊。
這是一項浩大、繁瑣且需要極高耐心與專業知識的工程。
張俊深知其重要性，定期過問進展，撥付充足經費，並嚴令各相關部門全力配合。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當端平四年的海風吹拂東南時，這項宏大的“海疆輿圖釐正事”終於取得了階段性的豐碩成果。
一套前所未有的、覆蓋範圍更廣、資訊更詳盡準確的《沿海諸蕃航道總圖》及相關文字說明（《海道輯要》），在無數人的心血凝結下，初步繪製、編纂完成。
雖然受時代所限，其精度遠不能與現代海圖相比，許多遠洋地區依然存在大量空白和推測，但相比之前零散、訛誤的舊圖，已是天壤之別。
近海部分，沿岸水文、港口、島嶼、暗礁標註清晰；主要遠洋航線的“針路”基本明確，重要中轉港口、補給點、危險區域都有醒目提示；對南海主要蕃國的方位、港口、風物，有了更可靠的記載；甚至對更遙遠的天竺、大食沿海，也有了大致的輪廓和航線示意。
當張俊在廣州行轅，首次展開那幅繪在特製大幅絹帛上、色彩分明、標註密密麻麻的《總圖》時，即便是見多識廣的他，也不禁為之心潮起伏。
這不僅僅是一套圖冊，這是帝國睜開望向海洋的、更加清晰的眼睛，是未來水師巡弋遠海、保護商路的“指南”，更是國家海權意識在巨大外部壓力下的一次重要覺醒與知識儲備。
他當即下令，將這套《總圖》與《輯要》抄錄數份，一份快馬加鞭呈送臨安朝廷，一份留廣州總局存檔並繼續修訂補充，其餘分送明州、泉州兩大水師基地，命工匠複製，下發至各主力戰艦，並要求水師將領、導航舟師必須學習、掌握。
從此，南宋水師的艦長們，在出航時，除了羅盤、更香、牽星板，手邊又多了一份官方的、相對可靠的航路指南。
雖然前路依然有風浪與未知，但至少，他們對於所要航行的那片蔚藍，有了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清晰的認知。
這份認知，將轉化為信心，轉化為更有效率的航行，轉化為未來海戰中可能至關重要的地利優勢。
海疆萬里，圖志初明，帝國的水師，正試圖將這片曾經主要屬於商人與冒險家的遼闊水域，真正納入掌控與理解的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