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政變成功、重新向宋稱臣的訊息，以及隨之而來的豐厚貢品和戰略承諾，如同一劑強心針，注入了南宋朝廷。
這不僅是一個外交勝利，更是一個明確的訊號：大宋的影響力，正在超越江淮，向更廣闊的海洋和周邊地域延伸。
趙構與太子趙瑋在欣喜之餘，思路也隨之進一步開啟。
東海方向的戰略，不應僅僅侷限於襲擾蒙古沿海和扶持高麗，更應展現大宋在東亞海域的權威，清理航道，震懾不臣，進一步拓展海上戰略空間。
他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與高麗一海之隔、近年來卻漸行漸遠，甚至時有麻煩的倭國。
此時的日本，正處於鎌倉幕府統治時期，天皇形同虛設，實權掌握在幕府執權北條氏手中。
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對外交往謹慎，與南宋的官方貿易（“日宋貿易”）雖未完全斷絕，但已大不如前，且主要由博多（今福岡）的豪商和部分與幕府關係密切的武士家族把持。
更讓南宋頭痛的是，倭寇問題已初露端倪。
由於日本國內社會動盪，一些破產武士、失地農民、無業浪人，開始糾合起來，乘船出海，劫掠朝鮮半島和中國沿海。
他們規模不大，但來去如風，兇狠狡詐，對沿海商船和居民造成很大威脅。高麗深受其害，南宋的明州、溫州、泉州等地也時有警報。
這些倭寇，有些是純粹的盜匪，有些則與日本西部的一些地方豪強、甚至低層武士有牽連，他們為倭寇提供庇護、銷贓，甚至暗中支援，以獲取利益。
這無疑損害了宋日之間的正常貿易與關係。
趙構意識到，要穩固與高麗的聯盟，保障東海、黃海航線的安全，同時也為了展現大宋國威，進一步拓展影響力，有必要對倭國施加壓力，清理海寇，敲打幕府，重新確立宋日在東亞海域的秩序。
而剛剛得勝歸來、士氣正旺的張俊水師，無疑是執行這一任務的最佳人選。
於是，一道新的旨意從臨安發出，送達正在明州休整補充的張俊手中。
旨意明確：命張俊率水師主力，巡弋東海，前往倭國。首要任務，清剿屢犯我沿海及高麗之倭寇，追索其巢穴，無論其逃至何處，務必殲滅。
其次，借水師兵威，迫倭國幕府嚴管其民，不得再縱容、庇護海寇，並需就倭寇侵擾之事，向大宋做出交代。
若倭國態度恭順，可允其遣使修好，重開貿易；若其推諉庇護，則示以兵威，封鎖其港口，震懾之。
張俊接旨，心中既有對再次出征立功的渴望，也有一絲謹慎。
倭國不同於蒙古沿海，其國內政局複雜，水情、航道陌生，且倭人兇悍，素有悍勇之名。
但皇命難違，且若能成功震懾倭國，其功績不亞於襲擾蒙古。
他再次集結艦隊，此次規模更大，戰船三百餘艘，水軍萬餘人，攜足糧秣軍械，於次年春，揚帆東渡，直指倭國。
宋軍水師龐大的艦隊出現在九州島外海，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
倭國西部的豪強、守護們緊張萬分，紛紛向鎌倉告急。
鎌倉幕府得知龐大的“異國船隊”逼近，亦是大為震驚。
此時幕府內部，對於如何應對也有分歧：強硬派認為應集結力量，保衛海疆；穩健派則主張先探明來意，避免衝突，畢竟南宋是長期貿易物件，且看起來軍容強盛。
張俊按照既定策略，並未直接攻擊倭國本土港口，而是首先鎖定了幾股最為猖獗、且有確切巢穴資訊的倭寇。
這些倭寇多盤踞在九州西部、對馬島、壹岐島等地的偏僻海灣或小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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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砍幫跳勇，銳執堅披士將軍水，舷接抄包船快的活靈用再，擊攻端遠炮靂霹、箭火發，陣艦大以軍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