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水師襲擾蒙古沿海、焚燬船廠的訊息，如同一股強勁的東風，不僅吹皺了東海萬頃波濤，更將震盪傳遞到了與大陸一衣帶水的朝鮮半島。
此刻的高麗王國，正深陷於內憂外患與艱難的國策搖擺之中，猶如驚濤駭浪間的一葉扁舟。
自蒙古崛起以來，高麗便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
蒙古鐵騎的兵鋒，早已掠過遼東，其威勢直逼半島。
高麗內部，對於如何應對這頭北方巨獸，分裂成了立場尖銳對立的兩派：
親蒙派，以權臣崔瑀（後世多稱崔怡）及其把持的武人政權為核心。
他們懾於蒙古強大的武力，認為抵抗無異於以卵擊石，主張徹底臣服蒙古，接受其苛刻的“內屬”條件（包括稱臣、納貢、助軍、置達魯花赤監國等），以換取王朝的苟延殘喘和王室貴族的性命財產。
崔瑀一派掌控著高麗軍權和中樞要職，勢力盤根錯節。
親宋派，則以一部分深受儒家華夷觀念影響的文臣、地方儒紳、以及部分不甘受制於武人和蒙古的宗室為代表。
他們懷念與宋朝長期存在的宗藩情誼與文化淵源，視蒙古為“夷狄腥羶”，內心牴觸其統治。
然而，在蒙古軍事壓力下，這一派勢力相對弱小，且缺乏強有力的武力支撐和外部奧援，多處於蟄伏或邊緣狀態。
而高麗國王王皞（高宗），則是一個夾在兩派之間、備受煎熬的弱勢君主。他既不願祖宗基業徹底淪為蒙古附庸，又無力抗衡崔瑀掌握的軍隊，更無力抵擋蒙古可能的入侵。
多年來，高麗在對蒙關係上屈辱退讓，稱臣納貢，甚至被迫將太子（後來的元宗）送往蒙古為質，國內反抗蒙古的起義亦遭殘酷鎮壓。
但同時，高麗與南宋之間，仍保持著某種心照不宣的、隱秘的聯絡，海上商路未絕，文化交往猶存。
張俊水師北上襲擾成功的訊息，透過海商、使節等渠道，迅速傳到了高麗。
這訊息，如同一塊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了千層浪。
親宋派人士猶如在漫漫長夜中看到了一絲微光。
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南朝並未如一些人所斷言的那樣奄奄一息，反而仍有能力組織強大的水師，跨海遠征，打擊蒙古！
這意味著，在北方陸上強權之外，海洋方向還存在著一支可以倚重、至少能牽制蒙古的力量。
若能與南宋重新建立穩固的聯絡，獲得其支援，或許就能增加對蒙交涉的籌碼，甚至改變國內親蒙派一手遮天的局面。
而以崔瑀為首的親蒙派，則感到了不安與惱怒。
宋軍水師的活躍，證明了蒙古在沿海並非無懈可擊，這可能動搖他們“蒙古無敵，唯有臣服”的理論基礎。
更重要的是，他們擔心高麗內部的反蒙勢力會藉此機會死灰復燃，挑戰他們的權威。
崔瑀等人一方面加強對內監控，壓制任何“聯宋”的言論，另一方面則試圖向蒙古主子表忠心，可能計劃進一步配合蒙古，甚至提供基地，協助蒙古組建水師，以對抗南宋的海上威脅。
就在高麗朝堂暗流洶湧、親宋派急切尋找外援而親蒙派意圖進一步倒向蒙古的關鍵時刻，南宋的使者，攜帶著太上皇趙構的密旨和太子趙瑋的正式國書，乘坐著偽裝成商船的快船，悄然抵達了高麗西海岸的某些秘密港口，與高麗親宋派勢力取得了聯絡。
使者帶來的資訊明確而有力：
1. 展示實力：詳細說明了張俊水師的成功襲擊，強調大宋水師的力量及其打擊蒙古沿海的能力，證明大宋並非坐以待斃，仍有強大的反擊和牽制力量。
2. 表明態度：重申大宋視高麗為“禮儀之邦”，念及“二百年宗藩之誼”，對高麗目前受制於蒙古的處境表示“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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