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水師的巡弋，使他們感受到了官方力量的靠近。
一些較有組織的部落首領或貿易頭人，也開始嘗試派遣小型使團或委託商隊首領，攜帶當地特產（如黃蠟、珍珠、玳瑁、木棉布等），前往廣州或泉州，尋求建立更正式的貿易關係，以獲得更穩定的貨物來源和售價。
更遠的注輦（印度南部朱羅王國）商人：雖然其國家未必立即正式遣使，但在印度洋貿易圈活躍的注輦商人，很快從馬六甲或蘇門答臘的同業那裡得知了訊息。
他們意識到，與宋朝直接貿易的巨大利潤可能因官方介入而更有保障，於是也積極行動起來，或鼓動本國統治者，或自行組織，試圖加入這場“朝貢”盛宴。
這些來自南洋各地的使團，或乘本國船隻，或搭乘宋商、阿拉伯商人的海船，絡繹於途，紛紛匯聚到南宋的主要對外貿易港口——廣州、泉州、明州。
他們帶來的貢品琳琅滿目：除了傳統的香料（胡椒、丁香、豆蔻、檀香）、象牙、犀角、珍珠、寶石、珍稀木材（紫檀、花梨、烏木）外，還有玳瑁、珊瑚、琥珀、龍涎香、樟腦、蘇木、以及各種奇珍異獸、手工織物。
其中，香料的種類和數量尤為驚人，這正對上了南宋上層社會奢靡消費和醫藥、宗教用香的需求。
南宋朝廷，特別是主管外交與外貿的禮部、主客司以及至關重要的市舶司，頓時忙碌起來。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萬國來朝”盛況，朝廷上下在驚喜之餘，也迅速調整了策略。
太子趙瑋在聽取相關彙報後，與重臣商議，定下了基調：“此乃宣播國威、懷柔遠人之良機，亦為充盈國用、互通有無之要途。當因勢利導，厚往薄來，以彰聖化，以固海疆。” 具體而言：
1. 高規格接待：對於前來朝貢的諸國使團，無論國家大小，貢品多寡，一律按照“藩屬”或“友好邦國”的禮節，予以高規格接待。安排館驛，供給飲食，由市舶司、地方官員陪同，最終護送至臨安。
2. 厚往薄來：堅持“朝貢貿易”的傳統原則，對使團帶來的“貢品”，由內庫和市舶司聯合估價，往往給予遠超其價值的“回賜”。
回賜品主要是絲綢、瓷器、金銀器、錢幣、書籍等。
這種“厚往薄來”看似吃虧，實則政治收益巨大，既彰顯了天朝上國的富庶與慷慨，也極大地刺激了諸國朝貢的積極性，因為他們能從中獲得鉅額的經濟利益。
3. 正式冊封：對於主要國家的統治者，朝廷正式頒發詔書，予以冊封，如“三佛齊國王”、“闍婆國王”、“渤泥國王”等，賜予印綬、冠服、車旗等物。
這並非實際統治，而是一種政治上的認可和羈縻，將其納入以宋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增強其統治合法性，也鞏固了宋朝的宗主國地位。
4. 開放貿易：在“朝貢”之餘，允許使團成員在指定的“蕃坊”或市場上，與民間商人進行自由貿易。
宋朝對此徵收關稅（抽解），但稅率相對優惠。
這進一步滿足了使團的經濟訴求，也活躍了宋朝的國內市場。
5. 安全承諾：在接見使臣時，宋朝官員會強調，大宋有責任和義務維護海道安寧，保護“忠誠藩屬”的利益。
這雖非正式軍事同盟，但給予了南洋諸國一定的安全感，尤其是對那些擔心海盜或地區競爭對手的小國。
一時間，臨安城內，異邦服飾的使臣往來不絕，蕃語與官話交織；市舶司所在的港口，奇珍堆積如山，香料的氣息瀰漫數里；宮廷的宴會，頻頻為遠人而設。
太常寺的雅樂，演奏給來自熱帶的國王使者聆聽；翰林院的學士，撰寫著華麗浩蕩的詔書，頒往萬里之外的島國……
南洋諸國“皆遣使通好”的景象，成為紹興年間後期一道獨特的政治風景。
它不僅僅是簡單的“萬國來朝”虛榮，其背後，是南宋國家戰略轉向海洋、積極經營南海的必然結果，也是宋朝強大的經濟吸引力、文化輻射力以及重新展示的軍事存在感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這一盛況，不僅極大地提升了南宋的國際聲望和內部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它為接下來南海貿易的爆發性增長，掃清了政治障礙，鋪設了快車道。
一個以宋朝為核心，連線東亞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網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迅速織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