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書頒佈的儀式，在莊嚴肅穆的皇城大慶殿舉行。
雖然趙構本人並未出席，但皇帝御臨，太子趙瑋、文武百官、宗室勳貴、外國使節齊聚。
鐘磬齊鳴，韶樂奏響，禮部尚書朗聲宣讀改元詔書，文中歷數“紹興”以來“生聚教訓”之功，痛陳“胡塵未靖，幽雲未復”之恥，盛讚近年來“革故鼎新，武備修明”之象，最後宣告：“茲欲廓清寰宇，再啟光明，用改元‘光啟’，佈告中外，鹹使聞知。”
年號變更，牽一髮而動全身。
禮部、欽天監、內廷各監局立刻忙碌起來，鑄造新的“光啟通寶”錢幣，重製宮廷儀仗、印璽標記有新年號的器物，各級官府文書紀年一律改用“光啟”。
民間雖然反應稍慢，但“光啟”這個響亮而充滿希望的年號，還是迅速取代了“紹興”，出現在新印的歷書、契約、私人信件乃至百姓的口頭禪中。
“光啟元年”成為時間新的起點。
朝堂之上，反應更為微妙而熱烈。
以張浚、岳飛、韓世忠為首的主戰派將領，聞之無不振奮激昂。
在真定大營點兵的岳飛，接到快馬送來的邸報，凝視“光啟”二字良久，對左右將領慨然道：“官家改元明志，此乃昭告天下，與虜寇再無轉圜，惟有決勝！我輩軍人，正當此時，以身許國，開此光明！”
麾下將士聞之，山呼萬歲，士氣大振。
那些原本對北伐心存疑慮、或對變革有所牴觸的保守派官員，在“光啟”年號所代表的煌煌大義與趙構的堅定意志面前，也大多噤聲，或轉而附和。
年號即國是，反對“光啟”，某種程度上就是反對“開啟光明”，這個罪名誰也擔不起。更何況，北伐大勢已成，戰爭機器已全面開動，利益集團也已繫結，識時務者為俊傑。
臨安城內，市井坊間，“光啟”年號更是引發了熱議。
茶樓酒肆中，說書先生迅速編出了“光啟天子開太平”的新段子；士子文人聚會，吟誦的詩文中也多了對“光啟盛世”的憧憬；就連尋常百姓，也覺著這新年號比“紹興”更提氣，更敞亮，彷彿改了年號，這世道就真要“光耀重啟，永珍更新”了一般。
一種混合著民族情緒、對新事物的好奇、以及對未來模糊期望的亢奮，在社會上瀰漫開來。
當然，也有人冷眼旁觀。
少數清醒者意識到，“光啟”二字承載的希望越大，可能意味著北伐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壓力也越大。
一旦戰事不利，這“光明”未能開啟，反可能陷入更深的黑暗。
但這樣的聲音，在舉國上下日益高漲的北伐熱情中，微不可聞。
“光啟元年，春三月。”
當史官在起居注上寫下這行字時，臨安城外的“鎮戎軍”已完成了最後的合成演練，正拔營向北；“臨鎮鐵路”的工程在日夜趕工，汽笛聲與號子聲交織；機器坊的工匠在為新一批“飛雷”炮身做最後鏜削；樞密院內的燈火徹夜不熄，最後的進軍路線和後勤方案在反覆推敲；岳飛、韓世忠、吳玠等人的大軍，已如蓄勢待發的箭矢，指向了北方。
趙構站在德壽宮的高處，眺望著北方。
春風吹動他蒼白的鬚髮，目光卻銳利如昔。
他知道，年號的改變，不會自動帶來勝利。
但它是一種宣言，一種動員，一種心理上的總攻號角。
它將帝國的意志、軍隊計程車氣、民眾的期望，乃至歷史的評判標準，都凝聚在了“光啟”這兩個字上，然後，押注於即將到來的、鐵與火的碰撞。
“紹興”的時代，在鐵路的轟鳴與蒸汽的嘶鳴中，徹底落幕了。
。啟開難艱，中聲角號與火炮的伐北在將，元紀的”啟“
。頭回法無已，路道條這，焚焰烈是還，丈萬輝是論無
。曉分見將都，切一，年元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