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在未來的政局中，扮演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至少不是最壞的角色。”
會議室裡議論紛紛，意識形態的藩籬與現實利益的考量，同樣在這裡交織。
倫敦，唐寧街附近的一間機密作戰室。
威廉姆斯面對的是幾名來自外交部，殖民部和軍情六處的官員，他的彙報更加冷靜和戰略化。
“王揚部的崛起，及其與八路軍的聯盟，已經實質性地改變了華北的力量對比。”
“日本人在此遭受重創，短期內無力發動大規模攻勢。”
“這意味著，紅色武裝力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喘息和發展空間，並且得到了一支強大現代化部隊的側翼支援。”
他指著地圖：“這對於我們在遠東的利益，尤其是香港，馬來亞，緬甸乃至印度的安全態勢，構成了長遠而複雜的影響。”
“一個統一，強大且可能對外採取強硬姿態的中國，不符合帝國的利益。”
“但目前，日本仍然是更直接和危險的敵人。”
一名殖民部的官員憂心忡忡：“如果紅色因此坐大，他們在東南亞的那些同志會不會更活躍？我們在那裡的統治會不會受到更多挑戰？”
軍情六處的人則更關注技術層面：“威廉姆斯，你認為王揚的那些裝備，有沒有可能是蘇聯透過某種我們不知道的渠道提供的？”
“或者…有沒有跡象表明，他擁有自己的軍工生產能力？哪怕是組裝或維修能力？”
威廉姆斯回答：“蘇聯提供的可能性存在，但無法解釋美製裝備。”
“至於軍工能力…戰場上看到的是完好的制式裝備，沒有發現明顯的拼湊或改裝痕跡。”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擁有極強的後勤保障和技術維護體系。”
“這個人，和他的部隊，背後一定有極其複雜和高效的支援網路。”
最終，討論的焦點也落在了接觸與遏制的平衡上。
“或許，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在滬上或香港的商業網路，進行一些極其隱秘的試探。”有人提議。
“不需要涉及政治，只是商業性的，比如…詢問他是否需要某些特殊商品。”
“或者他有什麼可以出售的特產。既能獲取資訊，也能留有餘地。”
“但必須萬分小心，絕不能激怒重慶，也不能讓美國人覺得我們在背後搞小動作。”
類似的爭論和權衡，在羅馬，在莫斯科等地，以不同的形式和側重進行著。
一個共識在各個決策中心隱隱形成：王揚和他的保衛師，已經成為一個無法被忽視的關鍵變數。
他強大的，來源成謎的戰鬥力，他與紅色的密切關係。
他對日軍造成的沉重打擊，都迫使這些世界強國不得不暫時擱置簡單的非友即敵思維，開始思考更加複雜和務實的對策。
直接的大規模軍事幹預不現實，也得不償失。
完全的支援或承認，則受制於與重慶政府的關係和意識形態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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