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術者，所以經事務也”是王安石當年奏對神宗皇帝的話。
……
蘇遁的文章裡，處處可見王荊公“新學”的影子——
那對“經世致用”的強調，對“開物成務”的推崇，對“法度”與“心性”關係的處理，分明是借用了王荊公“新學”的框架。
可奇妙的是，這些王學的骨架，被他填上了自己的血肉，最後長出來的，卻是全然不同的東西。
《原道》裡，他借用了王安石“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的說法，卻又表示“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強調“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
荊公講立法，他講行法；
荊公講法度，他講人心。
《原性》裡，他借荊公“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為政於天下”之說，闡述自己的“致良知”，對接自己的“知行合一”。
然而，荊公講“修心”，是為了治身，為了為政，為了治天下。這是外王的功夫。
蘇遁講“致良知”，也是要治身，卻並不非要“為政”，他說，百姓日用即為道。
不是非要當官，只要能博施濟眾，做什麼都是行聖人之道。
荊公的“心”，是工具；
蘇遁的“心”，是目的。
荊公講“經術以經事務”，是為了培養能吏，為了變法圖強。
蘇遁講“經術以經事務”，是為了“格物致知”，格的不只是經籍典章，更是天地萬物。
草木蟲魚、舟車器械、農田水利——
凡物皆有理，凡理皆可格。
還要有良知，還要知行合一，還要在做事的過程中修身、驗知、成德。
荊公的“經術”，是通向治國的門；
蘇遁的“格物”，是通向萬事的路。
最讓蘇轍震撼的，是《原人》裡的論述。
蘇遁借荊公“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之說，卻接著寫道：
“故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每日格物，每日致知，每日新其德，故日日新。
國除積弊，立新法，新其政，故亦日日新。
然新故相除者，非必向好也。
天有陰陽，晴霽之後或繼以風雨；
人有進退，成德之後或墮於怠忽。
。惡必未者故，善必未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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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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