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她的是指揮中心的王科長，聽完她的來意，王科長翻找出一份登記表，指著“報警內容”一欄道：“沈律師，你自己看吧，這是當時的原始記錄，我們系統裡都有存檔。”
沈玉湊近一看，登記表上“報警人陳述”和“當事人自述”兩欄的字跡清晰：
“報警人龐友稱，下車時與一老人發生肢體接觸，老人倒地受傷；被報警人許大蘭稱，被下車的小夥子撞到後摔倒。”
沈玉的眉頭瞬間擰緊，這份原始證據和龐友此前的說法完全相悖。她立刻返回律所，把龐友約到了接待室。
“這份接處警登記表，你怎麼解釋？”沈玉將影印件推到龐友面前，目光銳利。
龐友的臉色瞬間煞白，眼神躲閃，攥著水杯的手開始發抖。沉默了足足十分鐘，他才低下頭，聲音沙啞：“我……我確實碰到她了。”
“那你之前為什麼說撞的是中學生？”沈玉追問。
“當時下車太擠了，我右臂先碰到了中學生，轉身的時候，左腿又蹭到了許大媽的腳踝，她沒站穩就摔下去了。”
龐友的聲音越來越小，“我當時慌了，怕說出來就沒人信我是去扶人的，就只敢承認碰到了，沒敢說蹭到腳踝的事。”
沈玉嘆了口氣：“你隱瞞關鍵事實，不僅讓案件陷入羅生門，還讓輿論朝著‘好人被冤枉’的方向發酵，現在局面已經失控了。”
“那怎麼辦？”龐友抬起頭，眼裡滿是慌亂，“二審要是把這事說出去，我豈不是成了欺騙公眾的人？”
就在這時，劉為民的電話打了過來，語氣帶著協商的意味：“沈律師，我們這邊考慮了一下，許大媽也不想再折騰了，能不能談談庭前和解？”
三天後，和解談判在玉宸律所的會議室進行。
劉為民率先開口：“我方的訴求很明確，龐友得給個補償。但考慮到輿論影響，這筆錢不能叫‘賠償’，就叫‘人道主義補償’，金額方面，我們降到一萬。”
“同時，雙方得籤保密協議，不能再向任何媒體披露案件細節，也不能再發表相關言論，龐友要撤回上訴，一審判決不再執行。”
許建國補充道，“我媽年紀大了，經不起折騰，這事儘快了結最好。”
沈玉看向龐友，龐友咬了咬唇，點頭道：“一萬我能接受，只要能了結這事，我答應保密。”
最終，雙方簽訂和解協議：龐友一次性支付許大蘭1萬元人道主義補償；雙方均不得向外界披露案件真相及協議內容；龐友撤回上訴，一審判決終止執行。
簽完字，龐友長舒一口氣，對沈玉說：“謝謝沈律師，這個結果我滿意，至少不用再被輿論和官司纏著了。”
沈玉卻看著他，語氣鄭重：
“你主動聯絡媒體引發輿論，一度讓公眾對司法判決產生誤解，這反映了‘媒體審判’和司法獨立之間的潛在衝突。雖然和解了，但因保密協議的存在，真相被掩蓋，公眾只會一直認為你是被冤枉的，這對司法公信力也是一種傷害。”
龐友低下頭，沒再說話。
這場“扶撞糾紛”的熱度漸漸褪去，公眾始終堅信龐友是“善意被辜負”的典型，甚至將其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象徵。
直到半年後，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志偉接受專訪，被問及這起引發廣泛爭議的案件時，才首次披露了真相。
“關於京西廣場公交站的扶人糾紛案，社會上一直有誤解。”
劉志偉面對鏡頭，語氣坦誠，“經核查，一審判決認定的‘碰撞事實’基本成立，龐友在事發後向警方承認過與老人發生肢體接觸，後續也在和解時確認了這一情況。”
他補充道：“一審判決的基本事實是準確的，但確實存在證據鏈瑕疵，且判決書中的部分推理表述不夠嚴謹，被輿論放大後引發了公眾對‘扶不扶’問題的焦慮。
需要明確的是，司法既要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也要守護善意助人者的積極性，這需要法官在審理時更精準地平衡法理與情理，避免機械適用‘常理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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