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忠回到綢緞莊時，王二喜正蹲在門口用溼布擦那塊楠木牌子上的灰，銅鈴被他摘下來擱在門檻邊，鈴舌上纏著的舊繩斷了。他看見沈忠回來，揚了揚手裡的銅鈴：掌櫃的，這繩不行了，得換一根。沈忠走過去接過來看了看，鈴身擦乾淨了，在日光下泛著黃銅的亮，鈴舌的繩結斷開處磨得只剩幾縷絲線。他說：換根粗的，麻繩。王二喜應了一聲，把銅鈴擱在櫃檯上，轉身去庫房找繩子了。沈忠把玉佩從腰間解下來擱在賬冊旁邊，兩樣東西並排放著，賬冊裡夾著太爺爺賣貨郎時記的舊賬，玉佩是老族長方才給的——那一代代傳下來的東西，在同一張檯面上挨著，像是約好了今天要在這兒碰頭。
黃昏時分，沈清從吏部值房回來，順路經過綢緞莊時在門口站了站，把腋下夾著的那本《案牘雜錄》拿出來翻了翻。他沒有進門，站在廊下翻了幾頁，合上書，繼續往族裡走。他路過村口那座新修的石橋時，橋頭新刻的字還沒填色，凹痕裡積了薄薄一層灰。他蹲下來用手抹了抹，把那道淺痕裡的灰拂淨了，才站起來繼續走。那把短刀被沈武別在帳篷裡的木柱旁，刀鞘的裂痕和他爹留在刀柄上的那些舊痕並排挨著，在黃昏的光裡，像是同一隻手在不同年月裡握過的同一截木頭，正被一個年輕的人重新握住，等著下一次把它拔出來的時候。
那面大旗，在第三日便繡好了。繡娘們趕了兩個晝夜，用靛藍的布底，白線繡字，邊角綴了一圈淺灰色的雲紋。旗面展開來有半間屋子大，掛在綢緞莊後院晾了一日，被風撐平了，字的筆畫在日光下清晰端正，隔著院牆也能看見那兩道橫豎的輪廓。沈忠路過時站住看了一會兒，沒有伸手去摸，只交代了一句收好，下個月帶去南京。
旗子收進了藤箱裡，和賬冊、玉佩放在一處，擱在櫃檯底層的架子上。
隔日，沈清把那本《案牘雜錄》帶到了吏部值房，擱在自己案頭的筆架旁邊。同僚路過時有人瞥見那舊書的封皮，問了一句什麼書，沈清答舊案底，那人便不再問，走了。沈清忙完了手頭的公事，把書翻開看了幾頁，便合上收進了抽屜裡。那抽屜原本放著幾冊官樣文書，如今多了一本舊書，合上抽屜時，書脊和紙頁之間空出來的縫隙被新的紙張填進了舊的位置，不像原本就在那裡，但此後應該也不會再被挪走了。
又過了兩日，沈武那邊讓人送了個口信回來，說他帶兵去北邊巡邏一趟，大約半月後回來，短刀帶著，旗子等他回來了再插。傳話的是他營裡一個親兵，說完便走了，連口水也沒喝。沈忠聽了口信，只說了一聲知道了，沒有多問。他把這訊息告訴了老爺子，老爺子正坐在西廂房裡喝茶，聽完了一聲，放下茶盞，繼續看窗外那棵槐樹。
綢緞莊的生意照常做著，王二喜每日記賬、對貨、安排船期，周車伕在碼頭和鋪子之間來回跑，李木匠的藥材箱已經交了第一批，剩下的還在慢慢做著。銅鈴換了新繩之後重新掛回了門口，風吹過來時響聲比從前沉了一些，大約是新麻繩比舊繩粗，鈴舌撞在鈴壁上的力道變了。過路的人聽見那聲音和從前不太一樣了，有人會抬頭看一眼，看完了繼續走自己的路。
那面旗子在藤箱裡擱了七八天，沈忠一直沒開啟看過。直到臨出發去南京的前一晚，他才把藤箱從櫃檯底層拖出來，掀開蓋子，把旗子展開來最後看了一遍。靛藍的布面在燭火下泛著沉靜的光，白線繡的兩個字筆畫舒展，邊角的雲紋收得乾淨利落。他把旗子重新疊好放回箱子裡，合上蓋子，用布帶紮了兩道，擱在門邊，等著明早裝車。
第二天天沒亮透，沈忠便起來了。他先把藤箱拎到門口，又把賬冊和玉佩一併收進隨身帶的布袋裡，布袋口繫緊了，搭在肩上。周車伕已經在門外等著了，牛車套好了，車板上鋪了一層乾草。沈忠把藤箱擱在車板上，自己也上了車，靠著藤箱坐著。周車伕甩了一下鞭子，牛車便慢悠悠地沿著巷子往碼頭方向去了。經過村口那座石橋時，橋頭那幾個字已經填了顏色，深褐色的漆嵌在刻痕裡，在晨光裡泛著潤潤的光。沈忠看了一眼，沒有叫停，牛車便從橋上過去了。
到碼頭時天已經大亮了。船是提前備好的，不大，艙裡已經裝了幾箱貨，剩下的空間剛好放得下藤箱和沈忠的隨身行李。船老大在船頭蹲著抽菸袋，見他們來了，站起來把煙桿在船舷上磕了磕，接過藤箱放進艙裡，又扯了扯繫繩確認紮緊了。沈忠上了船，在艙口坐下來，周車伕在岸上衝他擺了擺手，便趕著空牛車回去了。
船離岸的時候，風從河面上來，把船尾的旗子吹得微微展開。不是那面旗，是船老大自己掛的一面舊旗，布面已經洗得發白了，看不清上面原先繡的是什麼。沈忠看著那面舊旗在風裡翻卷了一會兒，把目光移開，落在河岸兩邊的田埂上。早稻已經抽了穗，綠茸茸的一片，被晨光鍍了一層淺金色的邊。他看了一會兒，靠著艙壁閉了一會兒眼睛。船行的節奏不緊不慢，船槳入水的聲響一下接一下地傳過來，在耳邊織成一張綿密的網，把出發前那些瑣碎的聲響都隔在了外面。
到了南京之後，沈忠先在碼頭附近找了一間客舍住下，把藤箱和隨身布袋擱在屋裡，鎖了門，出去走了走。南京的街巷比蘇州寬一些，兩旁的店鋪門面也敞亮，行人腳步不疾不徐。他沿著主街走了大半條，看見幾間關了門的鋪面，門板上積了灰，屋簷下掛著的招牌歪了也沒人扶。他站在其中一間鋪面前看了一會兒，沒有多停留，轉身往回走了。走到客舍門口時，他順手在街角買了兩個剛出籠的包子，拿油紙託著，回了房間，坐在窗邊慢慢吃了。樓下街面上有貨郎挑著擔子走過，吆喝聲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在窗臺下漸漸低了，往巷子深處去了。他把吃完的油紙疊好擱在桌上，在屋裡坐著，沒有再去街上走了。
第二日清晨，沈忠出了客舍，沿著昨日走過的那條主街又走了一遍。這回他走得比昨天慢，每到一間關著門的鋪面前便停下來看一看門板和簷下的構造。走到街尾那間鋪面前時，他停得最久。鋪面的門板舊了，可門框的榫頭還齊整，簷下的橫樑也沒有歪。他蹲下來看了看門檻邊的地基，青磚縫裡沒有長出草來，說明這屋子還有人照看，不是徹底荒了的。
他站起來，轉身往街口走。在路口拐角處，他碰見一個正往鋪子裡搬貨的夥計，便站住問了一句：街尾那間門板舊的那間，是誰家的？夥計停下腳步，想了想，說：原先是個雜貨鋪，老闆走了快兩年了，房子還在，但門上沒掛轉賣的牌子。沈忠道了謝，繼續往前走。
他約了族裡的老夥計們下午在客舍碰面，還有一段空閒。他沒有回客舍，拐進了隔壁一條巷子。巷子窄，兩旁的牆壁上爬著半枯的藤，牆根底下堆著幾摞舊瓦。他慢慢走到底，又折返回來，回到主街上時，日頭已經升到了正頭頂。
下午那三位老夥計如約來了。最年長的姓許，七十多了，頭髮全白，但背挺得直，走路時腳掌落地很穩；第二個姓劉，六十出頭，矮壯，手指關節粗大，是常年搬貨攢下的老繭；第三個姓周，五十來歲，話不多，進門後先掃了一眼屋裡的陳設，才找了把椅子坐下。沈忠把藤箱開啟，取出那面旗子，展開來讓三個人看了看。旗面上的二字在客舍昏黃的日光裡清晰端正。許老頭兒看了那旗子一眼，轉頭對沈忠說：街尾那間鋪子我認得。原來那雜貨鋪的老闆跟我們跑過幾趟水路，他是個實在人。他說完便住了口，沒有多說別的。劉老頭兒和周老頭兒都沒開口，只是看著那面旗子。
沈忠把旗子收進箱子裡，擱回牆角。他和三個老夥計商量了接下來的安排——哪條水路走貨最穩，哪幾家當鋪能拆借急用，哪些地方年底會多備鹽。他們各自提了一些地名和名字，沈忠拿了炭筆記在賬冊的空白頁上，寫的字不大，但排得很整齊。那間街尾的鋪面，許老頭兒提了一句那地方位置不錯，沈忠聽了沒有當即回答，只在那個名字旁邊畫了一筆，等日後再說。他合上賬冊時，窗外的光線已經從正午移到了偏西，客舍裡的影子被拉長了一些，在牆上斜斜地鋪著。三個老夥計陸續起身走了，走在最後的老劉在門口站了一下，回頭說了一句：那間鋪子你要想盤下來，租金可以找人談。房東姓鄭，原先也是跑船的。他說完便走了。沈忠回到桌邊坐下，把那個字記在了紙上。他擱下筆，窗外已經沒有多少光，正要起身去點燈，便聽見街上的銅鈴聲由遠及近，像是有人的舊習慣跟到了這裡。他走到窗邊低頭看去，街對面巷口有個背貨的人正經過，那隻銅鈴大約是繩子上墜的，邊走邊響，一步一叮噹，很快便拐進了巷子深處，那點光還在他身後的街道上鋪了一小段。
沈忠在客舍裡坐了一夜，沒有出門。他把三位老夥計提到的地名、人名、船期在賬冊上列了一遍，又在街尾那間鋪面旁邊用炭筆畫了一個小圈，擱下筆，把賬冊合上，吹了燈躺下。夜裡窗外偶爾有行人走過的腳步聲和遠處更夫的梆子聲，隔著窗紙透進來，聽不太真切。他沒有翻身，在那些漸遠漸近的聲響中慢慢睡著了。
第二天一早，他按照老劉說的地址找到了那個姓鄭的房東。房東住在城南一條窄巷裡，家門口種著一棵石榴樹，正逢花期，枝頭開了零星幾朵，在灰舊的巷子裡紅得突出。沈忠敲了門，報了自己的姓名和來意。房東是個六十來歲的瘦高個，聽完沈忠的話，領著他往街尾那間鋪面走了一趟。
鋪面內部比沈忠預想的要齊整一些。牆角沒有水漬，屋頂也沒有漏光的縫隙，地面是舊青磚鋪的，踩上去平整穩當。沈忠繞著屋子的四角走了一圈，又抬頭看了看橫樑的走向。房東站在門口，等他看完了才開口：這房子空了一年多，原先的雜貨鋪老闆回老家了。你要租的話，我可以把牆皮重新刮一遍，屋頂的瓦也換幾片。沈忠沒有還價，問了他一個數，房東報了，沈忠點了頭，當場定下了租約。他在隨身帶的那張紙上記了一筆，又續道：房簷斜度差不多，但要是用來碼貨，靠裡的牆根得再墊一層防潮的板。他把紙對摺收好，鎖上了鋪面的門，鑰匙揣進懷裡，和那塊玉佩擱在同一處。
午後他去了趟碼頭。南京的碼頭比蘇州的大，停靠的船隻也多，桅杆密密麻麻地排著，船工們在跳板上往來穿梭。沈忠沿著岸邊走了一段，看見幾艘正在卸貨的漕船，船工們扛著麻袋走過跳板，腳步急促而穩。他在其中一艘船的旁邊站了一會兒，看著那幾個船工把一袋袋貨扛進岸上的倉庫裡，等最後一袋貨搬完了，便轉身往回走了。走回鋪面時他沒有進去，只是站在門口把門板重新卸下來又裝上去一遍，確認門軸沒有卡頓，又重新鎖好。
回到客舍時天已經暗了。沈忠把今天定好的事項記在賬冊上，末了又翻到前面記著街尾鋪面的那一頁，用炭筆把那個小圈描實了。合上賬冊時他聽見隔壁房間裡有人在說話，隔著牆聽不清內容，但語調不急，像是住店的客人在閒聊。他沒有留意，吹了燈躺下。窗外的街道已經靜下來了，大約是因為夜深了，來往行人的腳步聲都歇了，只有簷角偶爾滴下的一兩滴水珠落在地面上，啪嗒一聲，隔了好久才再有另一聲。
租約簽好的第二天，沈忠又去了一趟那間鋪面。這回帶了一把尺子和一卷麻繩，在屋裡屋外量了幾處尺寸——門框的寬度、進深的長度、後牆到簷口的距離，在紙上畫了一張草草的小樣。房東答應換的瓦片還沒有動工，牆上幾處舊痕也沒來得及粉刷，他不急著催，量完尺寸把麻繩卷好，鎖了門。他在巷口站了片刻，街對面的早餐鋪正從蒸籠裡取出一屜白麵饅頭，熱氣騰起來又被風吹散，在日光底下顯得很輕。蒸籠的竹蓋被掀開時，一團白汽順風飄到沈忠站的地方，帶著麵粉蒸熟的暖味，又很快散盡了。他看了一會兒那隻蒸籠的熱氣在風裡消散的樣子，沒有再久留，轉身往客舍的方向走去。
過了幾日，房東請人把屋頂的瓦換好了，牆皮也重新颳了一遍，屋裡比原先亮堂了不少。沈忠去看了看，地面掃乾淨了，牆角原先積的灰也被清走了。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把鑰匙收好，讓周車伕從蘇州運了一小批貨過來——幾匹布、兩箱胭脂、一小摞賬冊——擱在鋪面靠裡的架子上。那堆貨不大，在空蕩蕩的鋪面裡只佔了很小一角，像是屋主人剛搬進來還沒歸置利索的模樣。
又過了兩天，沈忠託人把那面旗子掛在了鋪面門口的簷下。旗面不大，靛藍的布底在午後的日頭下展開著，白線繡的字筆畫端正清晰，被風吹得微微鼓起來，又落回去。過路的人有時會抬頭看一眼，又繼續走自己的路，沒有人停下來問這是什麼鋪子。那面旗子掛在那裡之後，沈忠每日會路過一次，有時進去待一會兒，有時只站在門口看了看便走了。掛在門口的時間久了，旗角的布面被風吹得微微起毛，邊角褪了一點色，和旁邊那些掛了大半年的舊招牌一樣，漸漸成了這條街上的一道尋常景緻。這間鋪面他每隔幾日才過去落一次鎖，每次來都按著前一次放好的位置把卷起的旗角重新掖平，再掛上銅環。銅環的響聲在巷子裡不高不低地散開，周圍沒人探頭看，也沒有人過來問話——或許日子久了，這動靜就成了這條街上預設的日常，和別的鋪子開門、關門、卸板、掛幌的聲音混在一起，誰也不比誰更顯眼。
旗子掛上去的第七天，有個布商模樣的人在鋪面門口站了一會兒。他看了看那面旗子，又看了看門板，沒有推門進來，只是在門口站了片刻便走了。沈忠當時不在鋪裡，是隔壁雜貨鋪的夥計後來跟他說的，說有個穿灰衫的在你門口站了一陣，看了看旗子就走了。沈忠聽完，沒有追問那人的相貌，只說了聲知道了。
又過了兩日，有個面生的貨郎挑著擔子在鋪面門口歇腳，把擔子擱在門檻邊沿，蹲下來喝了口水。他喝完了站起來，看了一眼簷下的旗子，朝鋪面裡喊了一聲：裡面有人嗎？沈忠正在鋪子深處理貨，聽見聲音走出來。那貨郎問他：這鋪子賣什麼？沈忠說：布匹和雜貨，還沒正式開張。哦了一聲，挑起擔子走了。沈忠回到鋪子深處，繼續把周車伕前日運來的幾匹布按顏色碼好，又把那幾箱胭脂挪到靠裡的架子上。鋪子裡沒有窗，點了一盞油燈，光線只夠照亮手邊那一小片地方。他碼完布匹，把燈芯撥了撥，讓火苗更穩一些，然後坐在旁邊的矮凳上歇了一會兒。從門口透進來的光落在地面上，像一塊長方形的淺色塊，邊緣模糊，白天在磚面上慢慢移動，傍晚便收了回去，第二天又從同一個方向落進來。
十日後，那個灰衫布商又來了。這回他推門進來了，在鋪子裡走了一圈，看了看架上的布匹，又拿起一盒胭脂開啟蓋子看了一眼，合上放回原處。他問沈忠：蘇州來的貨？沈忠說。他點了點頭，沒有多問，指著一匹靛藍的棉布說：這個怎麼走？沈忠報了價，他想了想，說我要四匹，送到城南的三元巷，便從懷裡掏了銀子，擱在櫃檯上。沈忠收了銀子，把四匹布用麻繩紮好，遞給他。那布商接過去扛在肩上，說了句下回有新的驅蚊布也送一些來，便推門走了。他走之後，沈忠在賬冊上記了一筆——城南三元巷，灰衫布商，靛藍棉布四匹，付銀兩訖。這是他在這間鋪子裡做成的第一筆生意，數目不大，但本子和賬頁都對得上，往後若再來，有跡可查。他把賬冊擱回架子上，重新坐回矮凳上。那本賬冊合上之後，鋪子裡安靜了一會兒，只有門外的風聲偶爾從門縫裡擠進來，把牆角的線頭輕輕拂動一下。沈忠坐著沒有動，目光落在門檻邊沿那塊長方形的光斑上，看著它在磚面上又挪動了一小段距離。
